ch5 制度失败(new).ppt

第五章 制度失敗和制度脆弱分析 Governing the Commons 2010.10.21 幾個案例 土耳其近海漁場- Bodrum and the Bay of Izmir 加利福尼亞地下水流域 斯里蘭卡漁場 斯里蘭卡水利開發工程 脆弱的新斯科舍近海漁場 （加拿大） 比較研究得到的教訓 第一節 CPR問題不斷的土耳其近海漁場 Alanya漁場建立管理規則，於近海漁場輪流捕魚，但具脆弱性案例 第一節 CPR問題不斷的土耳其近海漁場-Bodrum and the Bay of Izmir the Bay of Izmir Bodrum漁場-CPR競用的無效率 70年代，當地漁民原本使用小漁船捕魚，但政府卻鼓勵建造大型拖網漁船，吸引大量新的佔用者進入當地海域，到最後造成所有船隊的收入都低於該地區的捕魚成本（因為全年的捕魚總量大致不變，但每單位投入的捕魚量卻急遽下降）。 當佔用活動的邊際收益(MR)小於邊際成本(MC)時，就造成租金(rent)散失。太多的人被允許佔用資源，佔用者被允許的提取量經濟上最適(optima)的資源單位提取量，或佔用者過度投資於佔用設備，都會造成租金散失。 當地漁業合作社曾試圖調解不同形式捕魚者之間的衝突，但沒有成功。直至1983年合作社消失，留下六個不同的漁業利益團體(P.222)相互競爭。 Izmir漁場-CPR競用的無效率 1983年，當地亦有漁民的小漁船、利益集團的圍網漁船等設備。但Izmir是個大城，魚貨需求量大，造成漁場投資過度，過多的人追捕太少的魚。 當地CPR問題是：快速牟取經濟收益的機會大，漁民人數眾多，內部劃分為相互衝突的不同利益團體，不同漁業合作社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缺乏超越各利益團體之上的制度（整合或協調）機制。 不存在適當分配漁場資源、減少衝突、限制漁場作業密度的操作規則。 土耳其漁業制度失敗的原因-1 國家總體制度框架上善意的忽略（benign neglect）-立法要求漁民應領取執照捕魚，卻未限制發照數量 農業部制定限制規則（ex.禁止產卵季節時捕魚，拖網漁船在3海里內和海灣內捕魚），卻由內務部、漁村警察等負責，但在3海里內禁漁，缺乏強有力的執行。 在大海灣外地區，未嚴格執行「禁漁」措施，並給予融資上的支持，形同對拖網漁船的鼓勵，成為制度失靈之根源。 土耳其漁業制度失敗的原因-2 漁民未能通過自主組織防止租金散失的主要原因： 各漁業利益集團所使用的技術都不相同，限制某種技術使用，將使該團體獲得「超額利潤」，都非帕雷托Pareto最適。故，克服規模差異和技術差異的成本很高。（訊息成本高） 缺乏一個提供可降低成本、達成協議的論壇的政治體制，要形成自主組織的成本高。 第二節 CPR問題不斷的加利福尼亞地下水流域 Feather River 加利福尼亞地下水流域-1 大面積屬Mojave沙漠，並存在15個地下水流域 1950年代，成立Mojave水機構，並徵收土地稅，以支付水利工程的成本，確保整個地區獲得供水來源。 本該建立公、私企業，制訂多中心管理機制，協同解決水權議題，但在區域內部處理方式，卻是採取法律行動。1966年，受委任律師提起訴訟時，係因對於幾個問題未能達成共識： 該地區的地下水流域的關係為何？單一或一系列？ 過度抽取地下水屬普遍或局部性問題？ 地下水抽取者的地位是否平等，或具優先權？ 行政解決方案的參與者，應包含哪些抽水者？ 水權應否與未開發地區的土地所有權分離？ 加利福尼亞地下水流域-2 由於未建立子區域的管理計畫，試圖以一個一體適用的方案，解決大而複雜的區域難題，其實不妥。其間，並未形成民間協會促進對於水權問題的討論，對於是否過度抽水和水權分配一直無法達成協議。自1974年終止訴訟後，其間衝突並未解決，但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限制地下水的抽取。 當人們不能規劃出能把複雜問題分解為幾個部份的機制、不能認識到不同利益的正當性時，即使擁有能夠解決問題的制度工具（規則），也未必真能解決問題。 第三節 斯利蘭卡漁場 Mawelle 下網的順序 斯利蘭卡漁場管理演化 1933年，海灘圍網登記32張，但並未限制維持此量。1940年，魚貨需求大增，漁網量增為2倍(71張)，網價亦漲 企業大肆收購漁網，增加布網份額、機會、利潤，窮漁民收益微薄。 1948獨立前，英國人認可漁村領導人地位，只派遣一官員管理漁業事務，1965另立新職取代，但流動率高。且官員、村民勾結、設立選舉樁腳，挪用公款事端不斷。 統治者沒有為地方建立論壇，以供地方決定本質性選擇或是集體選擇。官員未執行限制圍網數量外部性的禁制規則，只是屈從於政治允諾、甚至阻撓漁民希望發佈規則的實施。 結果多數漁村是由一個企業購買當地海灘圍網的全部股份，形同勞力買方獨佔者，壓低工資。這種阻止實施反政治干預的舉動，削弱共用財產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