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的问题意识-第1.docVIP

　　“民工潮”的问题意识|第1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所谓民工潮，当时被媒体称为盲流。每年春节前后都是民工潮的高峰，也是媒体报道的高峰。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又一次出现连续扩大的趋势，农民流入城市的人数迅速增多。民工潮已经成为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无法掩盖地暴露在社会肌体的表面。 　　对民工潮以及三农 问题的讨论，是知识界再度面临中国社会重大危机的紧急警戒反应，虽然历史展开的向度不同，八十年代后期以城市为中心，今天则是以农村为中心。但是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前者正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城市改革于一九八四年启动，而城乡差别则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扩大，接下来他的问题是：中国人口与土地的严重矛盾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矛盾，但为什么农民大规模迁徙恰恰发生在一九九O年代？我想补充的问题是，九十年代越演越烈的民工潮与二、三十年代的民工潮有联系吗？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民工潮是什么关系？民工潮 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革到底意味着什么？ 　　很多学者都不假思索地以为民工潮 只是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现，但其实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只是重演的故事,是被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延宕的历史问题。已经有学者梳理过从晚清到三十年代的材料, 所谓民工潮始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晚清工业化时期，戊戌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记载：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并且在民国初、中期越演越烈，1500万大致可以确定为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民工潮的基本面貌。至于非常时期如抗战时期已及20年代末以前的情况，我们无法窥其全豹。历年情况不尽相同，但最保守的估计平均也应在百万以上，因此不难相象近代民工潮规模之巨大了。但这些材料基本没有进入对中国当前民工潮和三农问题的理论叙述中。这个忽略在我看来是意味深长的，它首先是为这样一种叙述服务的，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政策，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灾难性渊源，因而民工潮的出现被解读为中国农民的解放，是劳动力从专制中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农民从僵硬的户籍制中被解放出来获得了迁徙的自由，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因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所以剩下的就是推进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这包括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取消城市所设定的各种阻碍农民进城的障碍；同时用市场化推动农业的工业化，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推动土地的私有化，唯此才能实现土地的集中，使农业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首先与这种叙述短兵相接的正是长期在中国基层做研究的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已经成为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处理，农业人口严重过剩，农业生产效益为负，市场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而新自由主义者秋风的反驳是：我之所以赞成用市场化的方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农民的贫穷恰恰就是由于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并不奢望什么社会保障，也不奢望跟城里人有同等的机会和资源，他们只想通过自己卑微的劳动来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的命运。（《东方》杂志2001年10期） 　　很动人，用占据道德至高点的办法来代替和掩盖真正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但被抹杀的逻辑和现实前提正是：中国有可能让九亿农民都选择到城市中去吗？所以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格局就根本不是靠农民个人的选择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单纯靠取消户籍制可以解决的，这当然不是说取消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不重要，恰恰相反，这种重要性应该体现为如何在国家的框架内消除结构性的不平等，而不是靠体现城乡之间的巨大结构性差别的民工潮来解决，民工潮并不能填补这种不平等，而是相反，它本身正是不平等的结果，就象户籍制度本身是不平等关系的结果一样，不解决不平等的结构性前提，户籍制度的改变并无法解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因为户籍制度本身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用农民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来解释三农问题是无效的，无法解释中国结构性的社会危机，当然这也是因为有人并不把它看成是危机，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得己，所以民工潮正是农民自由意志的体现。但是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农民背井离乡是农业严重凋落后无法生存的被迫选择，出外打工其实是唯一出路。研究者认为民工潮是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的双重结果，而城市的拉力是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城乡巨大分化上，建立在农民收入甚至比城市中无稳定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