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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第1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q uot;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