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生社会学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第1.docVIP

　　仿生社会学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第1 　前 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曾经直言中国存在如下问题：人力资本投入过少，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本存在着严重不均衡，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赫克曼提出，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应尽快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赫克曼认为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这种投资是极不均衡的。如果说赫克曼先生是基于经济效率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本文则以一种新鲜有趣的仿生学语言为赫克曼的观点提供了另类的理论依据，即：重视叶（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根（文化）的增长，是最虚荣的增长，因为叶（经济）既有光合作用又有蒸腾作用,过度增长可能意味消耗也大幅增加。投资犹如施肥，农民种柑桔施肥最重要的一环不是施叶面肥，而是在桔子树旁挖一大洞置入大量有机和无机肥料，同样种水稻也有往叶面喷施催籽肥，但最主要还是通过根部吸收。所以储富于叶（经济）莫若储富于根（文化），投资实物不如投资人力资本。值得关注的是，“本干末”是中国传统社会学最常见的术语，证明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就是一种仿生社会学，本文则是对这些传统社会学概念的进一步发越和推演。 关键词：仿生社会学 文化本位社会 经济基础论 本末论 “仙人掌”式经济建设型政府 “爬藤式”公共服务型政府 “乔木式”公共服务型政府 “榕树式”公共服务型政府 竹林主义社保制度 公平是效率之母 “仿生学” （bionics）一词由美国J.E.斯蒂尔提出，通过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和性质以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及工作原理。40多年来，仿生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事、医学、工业、建筑业、信息产业等系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本文试图将仿生学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在“经济基础论”主导下，模仿建筑结构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结构时，却发现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的互动关系要比建筑结构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事实上我们正是因为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其实，社会结构是一个远比建筑结构更为复杂的有机系统，与无机的建筑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为了更好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有必要从神奇的大自然生物世界中寻找关于新的社会结构的灵感――就象科学家从蜻蜓翅膀的结构中找到直升机的原理或从蛙眼的结构中找到电子蛙眼的原理一样。因此，本文尝试将“仿生社会学”这一概念应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仿生社会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前，中国古代圣贤们早已有过广泛的应用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五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显学了——只不过没有“仿生社会学”这一名词而已。 古代中国的仿生社会学包括仿生态、仿生态环境（自然）和仿生物结构。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显示这种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黄帝观察大自然对待生物的法则，注意到了“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①的自然规律，便揣测天意而从中推论出了法律（刑）与道德（德）的辩证关系，认为对待人民百姓也必须“先德后刑”以“养民功”，不能乱了次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在黄帝的理论里，“刑”和“德”的份量是大致对等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不过，黄帝刑德说的内在逻辑仍是导向德本刑末的，因为他同时强调了“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而汉儒董仲舒继承黄帝的德本思想，进一步认为是“春生夏长秋蓄”，老天爷只有冬天才给万物点苦头，所以得出了“春、夏、秋”三个季节都代表“德”，只有冬季代表“刑”的结论。这个划分虽然看上去有点滑稽，以致于自董仲舒之后，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导致执行死刑都不能选在春夏两季，唯恐冒犯了上天的“好生之德”②。不过，自董仲舒以后，德治的核心地位在中国两千年不曾动摇。 除 “刑德”说之外，“本末”论则是中国古代仿生社会学的又一成果，本末论模仿树木的结构，广泛应用于各种思想学术领域，甚至在社会理论建构上也有体现。在文化、政治、经济的社会三要素之中，中国人认为文化（文治与教化）是最重要的，相当于树木的根系（本），而政治将相当于茎（干），经济在中国仿生社会学中反而被视为最末端，是枝叶（末）。我把中国的这种独特社会结构总结为“文化本位社会”③——以文化为“根”的社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把这一社会结构总结成系统的理论，但“文化本位社会”却的确早已在中国隐然成形。孔子被尊为“万世之王”，儒家文化生生不息，正是这种文化本位意识的集中体现。 一个泱泱大国，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不可能没有其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