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法”与新农村法治建设.docVIP

　　传统“礼法”与新农村法治建设 梁前菊，方国武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摘要：传统“礼法”文化内容广泛，在我国农村乡风乡俗中，作为农村的传统治理方式延续至今。就目前新农村法治建设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农村法制体系不健全，政府普法不到位等方面。立足传统，把“礼法”与现代法治有机结合，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提高农民法律自觉意识、完善农村立法、促进普法互动，从而完善新农村民主法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kcms/detail/53.1044.S2022.002.html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23-27http：//. ISSN1004-390X；53-1044/SE-mail：[email#160;protected]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05 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各方面，要使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必须加强新农村法治建设，而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礼法”观念在农村延续至今。虽然传统“礼法”思想存在着各种弊端，然而能够经历历史风雨而不衰，必有其可贵之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正确对待传统礼法文化的态度，因此，如何利用“礼法”合理性服务于新农村的法治建设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隆礼重法”的传统 王国维在对甲骨文考证中认为礼是“豊”字，礼原本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后来“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1］。最初的“礼”是中国古代先民祭祀活动的程序和仪式，一种社会习俗。“周因于殷礼”［2］，周公借助“礼”的形式和“礼”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约束力，将氏族社会中的基本道德和西周新的政治目标具体化为礼制规范，从而完成殷商以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革，“后来推而广之，把生活和生产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一概称为礼”［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春秋战乱“礼乐崩坏”后被统治者重新树立起来的“礼治”，成为治理国家、维持尊卑贵贱的一种方式。孔子主张用礼来规范世人、治理国家，明确提出“为国以礼”［2］的观点。“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4］，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礼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它自上涵盖朝堂礼仪、宗庙祭祀、国家组织与法律，下至社会礼俗、乡规民俗，综合了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为准则、社会礼仪规范，甚至社会价值信仰的作用。 “法”古写作“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廌部》中对其解释为“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5］廌即“獬豸”，俗称独角兽，它能明辨是非曲直，用角去触碰理曲的人。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古代祠堂、衙门等见到这些神兽雕像，虽然后来仅作为统治者一种权力地位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刑与法含义相同，《书·吕刑》中更是有“唯作五虐之刑曰法”［6］。战国经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法仅在广义上使用，律成了常用的法律形式，刑则常指肉刑或刑罚。古代的法或刑、或律，本质上都是以刑为核心的惩罚体系，从夏代确立的五刑制度开始，历朝历代在此基础上或增或减，连珠、车裂、肉刑、宫刑、鞭刑、杖刑等，一直让人听而生畏，这也是我国现代农民对法仍存在误解的原因之一。 统治者为维护上层阶级的特权统治，把教化与处罚相结合，形成了以惩罚为核心的刑罚体系和以“礼”为教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因而，完整的古代法应从“礼法”的结合上去把握。荀子在总结夏商周时期治国经验时提出“治之经，礼与刑”［7］的观点，他吸收了包括法家在内的各家思想，基于“性恶论”的观点，提出“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7］的“隆礼重法”思想。虽然荀子继承孔子的复礼正名思想，却主张“礼法并重”，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7］，“法者，治之端也”［7］。汉朝，董仲舒是把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主张德刑不偏废，以儒为体，以法为用，融儒法两家的德治与法治思想于一体。然后，贾谊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主张在统治人民时兼用教化和暴力两种手段，“礼法”合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礼法结合的思想，从东汉到清朝，始终加以沿用与继承，并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点与标志。 二、农村乡风乡俗中“礼法”意识的传承 虽然封建统治者倡导“隆礼重法”思想，在没有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下，礼的地位却日益凸显，量刑也是以礼为主。这也是为何我国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下，人情关系浓厚的原因之一。在没有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