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公共支出产出效率及其最优水平.doc

中国地方公共支出产出效率及其最优水平［关键词］公共支出；产出效率；最优性 作者简介：朱 军（1980―），男，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南京，210046），博士。研究方向：动态财政经济学、应用财政计量、中国财政问题。 杜运苏（1977―），男，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南京，210046），博士。研究方向：应用经济计量、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 言 对于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和最优性，Barro Rule （巴罗法则）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较好分析。Barro（1990） 认为在最优水平上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等于1。［1］随后，Barro（1991）指出增长率与消费性支出水平负相关，与投资性支出相关但统计不显著。［2］ 对于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基于Barro Rule和Armey曲线许多学者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Karras（1993）研究37个国家的情况后认为平均最优的政府支出水平为20%；［3］Vedder和Gallaway（1998）利用Armey曲线进行回归分析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最优公共水平为17?45%；［4］Aly和Strazicich（2000）认为海湾国家平均最优支出水平为12%。［5］Alleyne, Lewis-Bynoe Moore （2004）分析认为加勒比地区的支出水平在10%-16%之间才能是有效且最优的；［6］Babihuga（2006）认为sub-SaharanAfrica的平均最优支出水平为35%；［7］对于中国公共支出的研究，马拴友认为中国最优支出水平约为26?7%。［8］马树才、孙长清得出：最优预算内支出水平约为21?2%，最优综合支出水平约为24%。［9］计志英认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41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为地方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为4?70%。［10］ 总体上，上述研究部分直接采用了Armey（1995）方法通过二次曲线测度最优支出水平，［11］缺乏理论基础；部分研究基于Barro（1990）的分析框架寻找中国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政府支出的类型不止一种，各类公共支出的性质、经济影响也各不相同。 二、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理论模型 综合Barro和Devarajan, Swaroop Heng-fu Zou（1996）的研究框架，［12］将单一政府支出划分为三种类型的支出来分析公共支出的效率。建立人均消费水平Ct上的优化问题为： max∫∞ 0〖KG*2]U(Ct)*e-?tdt （1） 其中：?是正的时间贴现率，Ct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σ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定义单一类型的C-D生产函数为： y=f(k,g)=Akag1-a，其中0＜a＜1 （2） k为人均资本投入，g为政府总人均公共支出，A为技术进步率。定义经济建设支出g1、行政性支出g2与社会服务性支出g3，并且g=g1+g2+g3。 定义ψ1=g1g,ψ2=g2g,ψ3=g3g，显然ψ1+ψ2+ψ3=1 （3） 公共支出拆分后的生产函数为： y=f(k,g1,g2,g3)=AKagβ1gβ22gβ33=Akag1-a，其中a+β1+β2+β3=1。 公共支出与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平滑收入税τ建立的。 g=τy=τAkagβ11gβ22gβ33=τAkag1-a （4） 采用社会最优的框架（First Best）求解这一问题。在厂商均衡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率μ1为： μ1=1δ［(1-τ)aA(τAψβ11ψβ22ψβ33)1-aa-n-?］ （5） 对于中央计划者经济而言，约束条件是资源使用的约束： dkdt=y-nk-Ct-g=Akag1-a-nk-Ct-g （6） 求解中央计划者经济下的优化问题可得经济增长率μ2： μ2=1δ［aA(τAψβ12ψβ22ψβ33)1-aa-n-?］ （7） 基于上述动态经济路径，可以形成如下结论：在最优税收τ*存在、并且满足内部支出结构最优的充分条件下，亦即在ψi=βiβ1+β2+β3的充分条件下，三种不同类型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值同样等于1。也就是说，在总量最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结构的最优。譬如对于经济建设性支出g1而言，边际产出效率为： MPG1=?y?g1=β1Aka(g1g)β1-1(g2g)β2(g3g)β3gβ1+β2+β3-1=1 推论：在最优税收τ?存在时，在支出结构最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