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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民有、民治、民享” 编者按 本文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果然，在本文发表4个月后，“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华尔街之秋”。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喊出“美国早该来一场革命了”的口号。作者于10月4日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地声援抗议。现将全文主要内容刊登如下： 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 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国落后于曾被小布什总统嘲笑过的“老的”、“僵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地位相当的是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合理化在19世纪中期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那些为我们社会贡献了伟大而积极的创新的劳动者，从遗传研究的开拓者到信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所得与那些几乎毁灭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明家们相比，不过是一点残羹冷炙而已。 有人耸耸肩，觉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态嘛。我赢你就输，你想怎样？这话打骨子里就错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长会导致机会不平等。无论何时，机会平等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种财产——人。 其次，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举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领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要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美国及世界都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这些研究使互联网得以诞生、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国长期遭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来这些领域的经费还将遭进一步削减。 这并不令人惊讶。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公园、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以用钱为自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富人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们现有的美国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公会愈演愈烈 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释美国的社会不公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规律肯定有一定影响：节约人力的技术减少了对许多“有益无害的”中间阶层的需求，也减少了蓝领岗位。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使昂贵的美国低技能工人与便宜的国外低技能工人竞争。社会变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以工会衰落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国工人，而现在只有大约12%是其成员。 但是，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 从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企业一直是经济权力的一个来源。对反垄断法的马虎执行，对于1%的塔尖者来说不啻为意外之福。今日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当其他手段都失效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