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传教士汉学时期.doc

PAGE PAGE 41 第四章 传教士汉学时期（9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历史背景 基督教较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历史上有三次，第一次是唐代贞观年间（公元635年），称景教，第二次是元代，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是明代中叶（16世纪40年代至18世纪末）。前两次虽曾盛极一时，但未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明代中叶的这次基督教的传入，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直到十八 HYPERLINK http://www.mt.vc/user/4715/ \t _blank 世纪末为止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两个 HYPERLINK http://www.mt.vc/user/4715/ \t _blank 世纪。当时来华传教的活动，几乎完全由耶稣会会士所包办。就国别而论，明末清初，来华的多为葡萄牙人，或附居于葡萄牙的其它各国(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这是由于新航路的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中的明星。他们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而抵达印度、马六甲，乃至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海面，最后占领了澳门；西班牙人绕过麦哲伦海峡而抵达马尼拉（菲律宾），再由马尼拉至台湾、福建，这是他们根据罗马教皇的命令而分的两路。十七 HYPERLINK http://www.mt.vc/user/4715/ \t _blank 世纪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击，法国路易十四开始派遣耶稣会会士及其它教派来华，于是就代替了原来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此时的传教士多为法国人。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本身并不带有商业或政治目的，更无直接的军事和经济后盾，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可是在传教中他们无意地获得了第二职业，成为中国的研究者，而且后者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者，是一项无心插柳所取得的成果。而就中外文化交流和国外对中国的认识而言是空前的，也直接影响了西欧18世纪的“中国热”。 二、传教士汉学的界定 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正式入华，从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幕。1601年以利玛窦进京为标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一个“传教士汉学”时期就此开始了。从罗明坚开始到最后一名耶稣会士钱德明，这些入华耶稣会士及其它修会的传教士用中文写出的中文著作有千部之多。另外，他们使用各种西方语言，或介绍、或翻译、或研究亦写了近千部的著作、报告和通信。 这些著作或通信明显区别于“游记汉学”时期的著述，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入华耶稣会士能用中文写作，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文人的润笔；二是其中不少著作对中国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像后期的刘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冯秉正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是许多当代的汉学家也是望尘莫及的。但这一时期汉学仍在传教学的框架中生长，中国还尚未做为一个实证的、科学的对象，研究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和传教士，汉学研究尚未成为学术职业，所以，以“传教士汉学”加以概括较为合适。 三、传教士汉学的特点 （一）传教士是品学兼优的“读书修士” 这是一个从商人、多明我会士向“耶稣会士时代”转变时期。在此前来中国的人员大多是商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介绍，大多是建立在旅游观光基础上，很少谈得上研究；就是传教士，由于他们学识的局限和传教方式的不当，对中国的了解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此时“耶稣会士时代”和以前相比，传教士的文化素质有很大的提高，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人文科目如神学、哲学、逻辑、修辞，自然科目如天文、几何、物理、动植物，语言科目如希腊、拉丁语，甚或希伯来、阿拉伯语，均在修习之列。除了博学之外，它们在中国居留时间长，懂华语华文，能直接阅读中文典籍，因而他们在介绍中国文化、社会方面、自然比前期具备更多的优势和长处。　 （二）开始学习、了解进而研究中国文化 他们都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也是转播基督教义。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以便于中国民众更好地沟通。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批传教士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逐渐从客观需要变成主观热爱，从而成为中华文化虚心的接纳者和热心传播者，由单纯的传播基督福音兼成沟通东西方的文化，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向欧洲传播东方的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儒家伦理已成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一种新的宗教热情。 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重大突破，有评论曾从地理、语言、经籍翻译、科举教育、宗教风俗这五个方面来评价这一阶段西方汉学研究的突破。重点则是中国的礼仪问题。 （1）地理。西方人对中国的省份、周边国家都有比较具体准确的记载，而有关长城也第一次介绍到了西方。如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 （2）语言文字。传教士们的著作里不仅不同程度地谈到中国语言文字，而且已出现了中外对照的字典，这无疑是汉学研究上的一大发展。如《葡汉辞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