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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 2005-1-29取得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蘇創 譯 崔之元 校）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如果說當前關於促進世界上窮國的發展還有什麽共識的話，那就是：共識根本不存在，除了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沒有給出答案。華盛頓共識既不是成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儘管它的政策建議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曾是有意義的。 當然，我所提到的華盛頓共識，是指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財政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所推薦的過度簡單化的政策建議，這些政策當時還沒像現在這樣受到南北各國的廣泛批評；我並不是指約翰·威廉姆森的較委婉精致的著作，儘管是他發明了“華盛頓共識”這個概念。總之，無論其最初的內容和目標何在，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華盛頓共識”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觀穩定（主要是價格穩定）爲主要內容的發展戰略；以及基於對自由市場的堅定信念並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而這種戰略與東亞所信奉的戰略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東亞，政府主導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扮演著積極的角色。 後華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將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之處一一揭示出來。華盛頓共識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的認識嚴重失誤，且把目光局限在過於狹隘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過於狹隘的工具上。例如，當技術不斷進步時，市場並不能自發的實現效率；這個動態過程恰恰是發展的關鍵問題；並且這個動態過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問題，而正是這外部性賦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東亞國家公認了這一角色，而華盛頓共識則沒有。 與此類似，華盛頓還對發展中國的一些顯而易見的特徵視而不見，比如廣泛採用的佃農合約。佃農的實際稅率高達50%——有的場合甚至高達66 2/3%，遠遠高出華盛頓共識所關注的許多其他稅率。對佃農的激勵這個大問題，卻被那些大談特談“尋求合理激勵”（getting incentives right）的國際金融機構忽略了。 批評者說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太過迷信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即市場可以自動導致經濟效率，並且經濟政策只應著眼效率，而分配問題應該在其他的政治過程加以解決---但是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中較溫和的一派否認這一責難。這種爭論，在很大程度和關於“華盛頓共識”的命名的爭論一樣，是言不及義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採取的政策中，政府被賦予的角色要比絕大多數東亞國家政策體現的政府角色受到的限制大得多。前者即是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後者被稱之爲政府主導發展型國家。 毋庸置疑，政府常常弄巧成拙。政府企圖糾正市場失靈，但政府本身也有失靈；華盛頓共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政府失靈的一個回應。但是，它對政府的失靈矯枉過正了。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建議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無是處。這種假定導致了反對基於如下分析做政策建議：在何種情況下何種政府干預是合適的；爲進行有效干預，政府的制度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的意義又何在？ 那麽，值得爭論的就不僅僅是政府的規模，而更應是政府的角色——它應採取哪些行動——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後華盛頓共識承認市場有其作用；問題是，新自由主義者在何種程度上承認政府也有其作用，而不單純是保障契約實施（enforcing contracts）和保護産權這些最基本的職責（minimal role）。 早在其教條被廣泛接受之前，華盛頓共識的理論基石就已遭到顛覆。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作出了嚴格解釋，以說明市場自動實現效率的條件和意義；這要求沒有外部性（沒有空氣或水污染的問題），沒有公共品，沒有學習效應（no issues of learning），要有完全的資本市場——至少需要風險或跨期市場（intertemporal markets）沒有缺失。如果這些條件都還不算嚴的話，格林瓦爾德（Greenwald）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進一步補充到，還必須沒有資訊不完全，資訊結構不變，沒有資訊不對稱等限制條件。這些問題在任何一個經濟中都非常嚴重，但它們更是發展的關鍵。因此，沒有理論足以讓人相信，在發展的早期，市場可以自動産生有效率的結果。 歷史經驗——甚至在華盛頓共識大行其道之前——也不能提供什麽論據，證明市場可以自動實現效率。當人們對東亞國家採取的各項經濟政策的特定角色展開激烈爭論時，人們發現政策與成功的關係非常明顯。中國的鄉鎮企業——歸地方政府所有（publicly owned at the local level）——是中國在80年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