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诗词.ppt

中国诗词在语言上的变异表现 人们常说创作要“实而不泥于实”。诗歌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性。而诗人深层的情感体验是难于用概念化的语言来描述的，因此，诗人的思想感情往往融注在具体形象中，通过注入了诗人情感的物象传达出来。而这种物象常常会冲破一般物象的客观实在，以变形的风貌突现物象的主要特征，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获得新之美。雪莱在《为诗辩护》中说得更直接：“诗使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形”。如： 杜牧：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杜甫：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李白：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艺术大师齐白石论画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为欺世”。诗歌创作亦如此。苏轼提出：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诗美原则，也是肯定诗歌变形描写的魅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在诸种文学形式中，诗的语言是最高最美的语言艺术。而语言必须服从于诗人所追求的艺术目标。如果说诗歌是一种对生活作变形反映的艺术，那么从语言的角度讲，诗歌的语言也是一种变异的语言，它追求变常为奇的艺术效果。它不同于一般的书面语言。 温庭筠：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这种句子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规范，但在诗中却是佳句，可见诗的语言是不受语言常规约束的。 中国诗词对语言的变异，除了在语音方面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之外，主要表现在用词造句方面。中国古代诗人讲究“百炼为字，千炼为句”，“一字论工拙”，都是强调要精心锤炼语言，要选择最富表现力的字眼，表现最美的意境。 卢廷让《苦吟》： 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 杜甫作诗亦惨淡经营，他说：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李贺作诗更是呕心沥血，为追求语言的奇、警、新、巧，吟得衣破头白，未老先衰：“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日夜著书罢，惊霜落素丝。” 诗人们锤炼字句，大多追求语言的变异美，要炼得“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语），化腐朽为神奇。在字的锤炼中，诗人们用力最多的是炼动词。 诗句中用得好的动词，往往能曲尽物态，使意象灵动神跃，活色生香，获得物象变形的异趣。它可以化静为动。 岑参：“舟移城入树，岸阔水浮村。 谢道蕴《登山》：“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 上面句中的动词，给静物以动感，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产生强烈的美学效果。可是在日常口语中，它们是不能和句中相关的名词搭配的。而诗歌中动词的这种超常搭配，正是诗歌中语言的变异现象，而这种语言的变异，却使诗歌获得了奇趣。 动词的超常搭配，还可赋予静物以生命，化无情为有情。如 白沙留月色，绿竹助秋声。（李白）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 杨柳散和风，青山淡吾虑。（韦应物） 风霜欺鬓发，愁色换山川。（郎士元） 上面句中的动词，显然也改变了常用语中的搭配习惯，将人的感情纳入了物象中，给人以奇警之感。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还有的动词使诗歌获得通感的美学效果。 孙覿《吴门道中》 数间茅屋水边村，杨柳依依绿映门。 渡口唤船人独立，一蓑烟雨湿黄昏。 形容词的锤炼也有同样的妙趣。诗人可以运用想象，创造性地使用，不受词语搭配规律的限制。 吴文英：“乡梦窄，水天宽”。 杜 甫：“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元 稹：“雨香云淡觉微和”。 李 贺：“衣微香雨青氛氲”。 李世熊：月凉梦破鸡声白，枫霁烟醒鸟话红。 尹遂成：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 这在诗句美学上是通感艺术，从语言的角度上看，也是对日常口语的变异。 叠字用来摹声状形，不仅语感具体，而且音调优美，是诗人们常用的技巧。这在散文和口语中亦常见，并非诗词的专利。但却很少象诗词那样连用。如李清照《声声慢》： “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