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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齐文化比较之研究 - 山东大学(威海) 教授轮值
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
——秦、齐、鲁文化比较
景 雰
中国从先秦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用“宇宙大爆炸”学说作比喻:“一个密集的能源的大爆炸是宇宙的起源。当这个稠密的能源向外膨胀时它的膨胀速度逐渐减慢,从而形成了银河系、恒星和行星。当这个能源继续膨胀、消散时,它越来越失去原来的秩序,最后达到最大值的熵,即达到了热寂的最终热平衡状态。”[1]由于新生产力的出现,导致当时社会结构的突变,像鲁国的“初税亩”、秦国的“初租禾”、“初为赋”,赵国的“易胡服”等都反映了这一变化。在思想上,也形成了以区域文化为特色的“百家”。至秦汉统一的国家形成后,各派思想也归于一统,“独尊儒术”之际,似乎也是思想达到“热寂”的最终平衡状态之时。原先以区域文化为特色的齐鲁文化也作为这个平衡状态的部分思想资源脱离了区域性,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财富。今天,再从学理上划分当今的思想哪些属于齐鲁文化,哪些属于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等,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正像恩格斯在谈到现代工业生产时说,“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2]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由于交通通讯的发达,地域之间的界限也日愈模糊,以当今的眼界看地域文化,没有一个人能够武断地说:“这是属于齐文化,那是属于鲁文化!”
往事越千年。从政治制度到文化习俗,从服饰到语言,甚至人种的演变,不啻今非昔比,且古、今已迥然有别,形同隔世。两千余年来,尽管华夏民族几乎生活在同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但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不仅还没有完全进入“信息时代”,连工业时代的实现也是局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地区间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和差异,地域文化的色彩仍然很浓。在广大的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地理环境仍然是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的强大内因,工业化及城市化的推进,也只能中和而不是侵吞地域文化特色。
一
战国时期,从地理上看,对比秦、齐,中原诸国似乎先天地处于“错误的”相对坐落上。而秦、齐独擅天时地利之优。“齐南有秦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3]齐国地形,面山背海,南高北低,处于所谓“海岱之间” 。军事上易守难攻,易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春秋、战国数百年列国纷争,战乱频仍,齐境内始终未成为征战的主战场。齐灵公二十七年曾有晋兵围临淄“焚郭中而去”[4]事件,战国泯王时期有燕将乐毅率兵攻破齐都临淄,下齐城七十余座事,但为时都不很长,很快就恢复了齐人的统治。地理优势很明显。再看秦国,“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5]也是易守难攻,同齐国具有同样的优势,各以山、海为天然屏障。
从社会政策来看,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期,“首先出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是齐国,其次是晋国。”[6]孟子把齐桓与晋文并称,并认为“五霸桓公为盛”[7]。至战国七雄逐鹿,晋法家思想在秦国、齐法家思想在齐国各获实效,分别作为强秦和强齐。后来,秦先灭中原诸国韩、赵、魏,其次灭楚和燕,最后灭齐,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强齐最终不敌强秦而为其所灭,是因为集合的团队凝聚力不如后者。具体地说:
第一、齐国与秦国的民众基础不同。齐国的民众构成是东夷,“东夷率皆土著”[8], “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9]“夷俗仁”,[10] “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11]经多元经济和商品生产熏陶,齐人更是“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12],个人奋其勇,却无整体合力,“怯于众斗,勇于持刺”[13]。民俗“ 宽缓阔达” ,可知生活优裕,颇有渔捕文化遗风。秦国则不同,地处戎狄 ,“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14]用商鞅的话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15]战国之齐鲁学者,亦每以“夷狄”视秦[16]。秦部族最初以游牧、狩猎为生,这也造就了其民族性格。齐之渔捕文化与秦之牧猎文化虽然同农耕文化一样,都是人同自然的关系,但农耕面对的是一个静态而稳定的大自然,渔捕和牧猎面对的却是一个动态而变动的大自然。渔捕文化同牧猎文化又有所不同,前者是低速的,造就“宽缓阔达”之风;后者是高速的,造就尚武、剽悍之气。且“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17]。秦之国民似乎在尚未获得山东列国“国人”干预政治的那种力量之时,就日益沦为君主至上权威之下的齐民黔首了;而春秋时山东“国人”时可干预国政、与君盟誓、甚至驱逐君主之举,曾致使某些学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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