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天才赵丹(1915__1980)pps.ppt

1933年，与艾霞合演《时代的儿女》 　 抗战爆发前，已经成名的赵丹受到很多女孩子的追捧，但他当时却只喜欢一位女子，她名叫叶露茜，是上海高级商业学校的校花，赵丹利用业余时间给学校剧团排戏时，对这位南方姑娘一见钟情。 1965年，赵丹和于蓝合作，拍摄了电影《烈火中永生》。这是一曲缅怀革命先烈的壮丽诗篇。千万观众看了为之鼓舞，为之动容。但江青看过之后却大加否定，大加挞伐。说什么影片是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说赵丹饰演的的人物“原型是叛徒”，“是发疯了”，说“于蓝演得像个少奶奶”……。江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是在批判夏衍、赵丹、水华、于蓝等艺术家，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肯定了这部影片，还建议加了一场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戏。 政治上的屡遭挫折，伤害不了赵丹蓬勃的创作激情。粉碎“四人帮”的次年，北影厂邀请他出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天真的赵丹欣喜若狂。他的试妆照也得到同行的一致赞许。然而，就在开机的那一天，就在赵丹化装将成之时，一道命令下来，周恩来的扮演者换人！原因是中央某位首长提出，赵丹和江青三十年代的关系还没搞清楚，演周恩来“不合适”。顶替赵丹的王铁成事后回忆当时场景说：“那时，他（赵丹）8点半就去化妆，11点半才化完妆，试完镜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迟迟不肯卸妆”。“没有人忍心通知赵丹被替换的理由。最后，赵丹自己拿了一个包，悄悄地走了”。之后，赵青观察，“赵丹崩溃了。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大声地哭。”从此，赵丹永远告别了他毕生钟情的影坛，一去不再回头。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赵丹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 　　 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赵丹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 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赵丹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３０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６０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 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赵丹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