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起源的参考资料.doc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二者的内涵及其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内涵演变关系颇为学术界重视，有关“诗言志”之“志”和“诗缘情”之“情”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被悬置而未为人们充分注意并予以探讨，这就是“诗言志”、“诗缘情”两个概念中的“诗”。其实，“诗言志”之“诗”与“诗缘情”之“诗”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内涵是不同的。明确二“诗”所面临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阐释对象，有助于深化传统诗学的研究。先秦诗论中，“诗言志”基本上是指导阅读诗歌的理论，包含阅读功能和阅读形式两大主要方面，并形成了赋“诗”以言“志”的传统；而在魏晋诗论中，“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是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因此，我们在讨论言志与言情之间“志”与“情”的分合和转换时，也应该将学术界对于二者关系的内容差异分析转换为对于二者体和用的分合和转换的阐释。 　　从文化发生学角度来思考诗学理论和诗歌形式时，一些问题是不好轻易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学理论是围绕什么样的诗歌内涵展开的？先秦两汉的“诗言志”和魏晋的“诗缘情”如何由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内涵规定而巧妙地合二为一，为新诗的发展铺平道路？缘此，我们又会发问：中国成熟的诗歌诞生早在西周初年，为何文人五言诗的成熟要到东汉末年？本文试图论述相关的两大问题：“诗言志”之“诗”非“诗缘情”之“诗”，五言诗形成迟缓的原因以及五言诗的产生过程。 一、“诗言志”与《诗》 　　《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话历来被视为诗歌批评的经典之言，其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中“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誉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注：《朱自清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各种历代文论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都以解释或阐述“诗言志”为开端。对于“诗言志”的解释，除对“志”的内涵有争议外，基本相同，如说“诗言志”“概括地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注：《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册，第2页。）或者说：“可算是《诗经》篇章中作者旨趣理论概括，揭示了诗歌表达情志的作用。”（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页。） 　　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面，甚至是有错误的，长期以来影响了人们对诗学起点的理论认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句要连在一起来理解，首先，这四句是“典乐教胄子”的内容，“诗言志”是教胄子内容之一，是教诗的方法；其次，“诗言志”并非在“教胄子”时要求“胄子”创作诗歌来表达人的志意，而是指“胄子”通过阅读诗歌来言说自己的志意。因此“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歌唱诗的方法，“歌”、“声”、“律”三者都是和歌唱诵读相关的三个概念，“歌永言”指唱吟诗歌时要延长字音，“声依永”指声音的高低要和字音的延长相配合，“律和声”指音乐的节奏要和声音的高低相和谐。“歌永言”是和“诗言志”之“言”的对应，是吟唱时腔调体现的功能；“声依永”是和“歌永言”之“永”的对应，是吟唱时声部体现的功能；“律和声”是和“声依永”之“声”的对应，是吟唱时音乐或字音腔调的节奏功能的体现。歌、声、律在诗歌的吟唱中各司其职，但要达到和谐，故能“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在有音乐配合的诗的歌唱中，最终实现“神人以和”的目的。因此“诗言志”不是诗歌作者在表现感情、表现志意，而是指阅读诗歌（即以诗“教胄子”）时所能实现的功能，“典乐教胄子”之一就是通过歌唱“诗”来表明自己的志意。 　　李学勤先生认为：“《舜典》本为《尧典》一部分，其写定时代学术界有种种意见，但‘诗言志’的观点在春秋晚期肯定已经存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晋卿赵文子（名武）就说过‘诗以言志’。”（注：《〈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诗言志”的出现至迟应在“春秋”晚期，它是对“以诗言志”的总结，这和春秋战国时代“以诗见志”的风习相对应。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云：“‘诗言志’是开山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汉代将‘六艺’的教化相提并论，称为‘六学’；而流行最广的是‘诗教’。这时候早已不歌唱诗，只诵读诗。‘诗教’是就读诗而论，作用显然也在政教。这时候‘诗言志’、‘诗教’两个纲领都在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注：《朱自清说诗》，第4页。）朱先生文中两次提到“这时候”，显然在时间上作了强调，“这时候”在朱文中应指“汉代”。这里似乎隐含着另一层意思，“这时候”之前“诗言志”存在着不是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的现象。从《诗》的发生来看，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