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古邑盖州城之——风与俗传承着民族的坚实.doc

五 风与俗传承着民族的坚实 民族的融合 盖平僻处辽东南隅，且又山海相望，岛屿、林峦之交，虽经历代浩劫，而民种之留遗于兹土者最易繁伙，故自三代、秦汉以来除民族外，累世所遗如靺鞨、鞑靼等族在其子孙多数数典忘祖，已无考从。稽考其余若朝鲜、若高丽、若辽金及元明之滿、蒙、西伯并前清之巴尔虎、汉居民掺杂，种族繁多，人类之不一，较之他省他县，实不无普通、特别之分。今即史册及户籍之可考者，加意调查有左记之数种： 汉族 约占十分之八； 满族 约占十分之一.七； 蒙族 约占十分之一.三； 西伯（锡伯族） 约占十分之一.三； 巴尔虎 约占十分之一.一； 回族 约占十分之一.五； 高丽遗民 约占十分之一.一（《盖平县志》）。 同一地域、同一种经济生活、使用同一种语言以及表现于同一种文化上的心理素质，便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各种族或者部落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上的不同而形成的，这个社会统一体便是民族。 汉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交融的结果。“炎黄”、“华夏”和“汉”大致代表互相递进的阶段，“炎黄”代表远古的传说时代，“华夏”代表着已经踏入到文明的门槛，而“汉”的出现已经是大一统的封建时代了。 几次大的民族融合 古时候的人口涨落、分布变化就是一部历史。古盖州如果政治安定时期，人口会随着生产发展而增长。而王朝末世和战乱动荡时期，人口就会剧减。汉代时古盖州人口增值达到高峰。到了魏晋，由于长期的战乱，人口锐减，高句丽能够长驱直入，也是因为没有抵御的人员。到了辽、金、元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断爆发，劫掠人口、杀戮人口，人口不能增加，明清之时也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古时候，人口是劳动力，是军队士兵的来源，是国家赋税的承担者，“国以民为本”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 由于春秋战国时的频繁兼并，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促进民族的交往，使中原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又以诸多方式与周边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地融入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形成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民族融合。在我国的青铜时代，中原政权统称东北诸民族为“东夷”。东北那时有孤竹、令支、屠何、俞人、青丘以及周头等族群。分属于东胡、秽貊、扶余等大的族群。“夷”民族发源并生活繁衍在环渤海湾一带生存，“夏商之时，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茧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汉书·东夷传》）。这个时期，人们认为盖州地域当时或应为秽貊族系的古青丘国。其理由是：《逸周书·王会解》说：“青丘，狐九尾”。孔晁注：“海东地名。”《正义》服虔云：“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山东之海外三百里处，应是辽东半岛南部，具体的应指包括盖州地区在内的一个地域范围。除此外，本地区还有东胡族系的先民存在，这已被现代考古所证实。 秦汉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形成。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促进了各族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读史方舆纪要》：“辽东郡，秦郡。初属燕，后复为郡，领襄平等县十八。”早在战国时，渤海沿岸已能利用航海方式实现经济往来。《禹贡》说冀州贡道：“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海。”山东半岛的沿岸先民也开通近海航线。齐建国初，“便鱼盐之利”，以致“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为利用沿海交通优越的条件发展经济，于是便有了“海王之国”的执政理想。《孟子·梁惠王下》：“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侥，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据说这位君主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 汉代时，汉民族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虽不突出，但他们与汉民族一起缔造了中华民族。辽东在汉时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之地。魏晋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在和辽东的汉族人民杂居相处中，就已经造成多元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杂处，使得长时间的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民族得到了融合。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外乎战争、迁徙、联合、交往、改革、和亲、会盟等项的促进，古代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汉民族不断地融入了新的民族成分。 辽东吸引了齐地“浮海”移民。古盖州曾经是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所谓“辽东外徼”、“辽东故塞”，说明这里长期是民族战争的前沿。西汉初年，“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而“辽东最甚”。东汉时，仍有“北匈奴入辽东”之事。“辽东乌桓”、“辽东鲜卑”、“辽东貊人”等称谓都反映区域民族构成的复杂。主要来自齐地的“浮海”移民，对于辽东地方汉人增加具有一定意义。 盖州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期。这时期，与汉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在连年战争的作用下，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在北方建立过政权的民族，都经过一个兴起——强盛——衰亡的轮回，最终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民族间的大迁徙、大流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一部分汉民族向周边扩散，周边的少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