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贯通百年的历史因果(修改版).doc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贯通百年的历史因果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杨国强 提 要 19世纪中叶出现的“富强”观念和19世纪末期传入的“天演进化”观念曾相互撑持，绵延不绝地通贯于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在长久地溺于天下意识、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之后，前者促成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长久地仰望“三代”之后，后者促成了中国人发展的意识、进步的意识、历史规律的意识和世界潮流的意识。中国人近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遂由此而得以发生和展开。但在同一个过程里，由“富强”的单面演绎而致国家意识的独尊和至上，以及由“天演进化”的单面演绎而致理淆势长的价值寂蔑和不立本位的“规摩仿效”，又不能不使富强常与民本和民生脱节，使进化常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脱节。这些内在的矛盾，最终都会成为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阻窒。 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久以19世纪四十年代为起点，但就比较完全的意义而言，则以社会转型为深层内容和历史归向的中国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的。在这种一经开始便曲折漫长的过程里，中国人因历史迁移而改变思想，又因思想改变而催动历史，由此形成的震荡和紧张为二千年岁月从未有过。而其中耸起于19世纪中叶的“富强”观念和移入于19世纪末期的“天演进化”观念尤其源远流长，百年之间留下了种种历史因果。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大沽登陆一路打到北京，随后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烧圆明园。与二十年前起于东南沿海而止于长江下游，并因此而被称作“海疆骚动”的鸦片战争相比，这种冲击已经撼动社稷，其创巨痛深，和惊心动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惊和震撼都为前者所不可比拟。因此“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之后渐知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在这种困而后知里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之说，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而其间抵拒与师法的交相纠结，既反照了中国人在创巨痛深之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也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强”一词所作的最初的释义。两者都是一种思想导引，于是而有从西方搬入中国的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而这个过程之牵汇万端和层层递进，又使“自强”的涵义在一路深化中延展为“富强”。当日的奏议谓之“言强必先富”。就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而言，“富强”原本出自法家并归属于法家。因此，在儒学灌输浸润二千多年之后倡言“富强”，不能不算是显然的大变。时人说“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国之所以为治者，在乎礼乐教化，富强所不屑为也”；然而当此“外患方张之会”，则起而救时，“亦难置富强为缓图”。显见得那一代先倡“富强”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由此入彼，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自觉而不自愿。但“自强”和“富强”既已引入船炮、航运、矿务、电报、铁路以及冶炼、织布和制器之器等等，与之同时发生而相为表里的，是复制这些东西的过程，一定又会成为复制这些东西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历史因果，则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复再能尽循旧时故辙，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借助于这种变化而获得了一个近代化的真实起点。“自强”和“富强”，在回应西方的逼迫中，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自强”和“富强”所含结的这种时代内容，又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带有种种不同于欧西的历史特点：由于一败再败的创巨痛深与注目西人的审量彼己交相纠集于眼前和心头，此日和来日，因此中国人不能不与西方人比物力，从而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不以营造物力为重心；由于西方人用船炮打败了中国，而后是战争流血，议和流泪。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里，船之坚和炮之利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物化了的技术。是以中国人从船炮下手牵引而来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内含着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和倾向；由于“师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来的，遂使“师夷”的初心和远想都以“制夷”为本愿。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图“自强”为路径，则这个过程便不能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深相交缠。营造物力、技术主义和民族情结都是“富强”一词里所包摄的东西，就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些都是势所必至和理所当有的东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轻，却又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自其发端之日便已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作为一个观念，“富强”是用旧词翻出来的一种新义。与之相比，自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八方流播而鼓荡天下的“天演进化”之说，则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国的观念，从而是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异常隔膜的观念。异常隔膜而能够层层灌入，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冲击，已使中国的自我形象连同曾经深信的种种道理在人心中一时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变局”演为此日的“危局”，梁启超说“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