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居住和生活过的人员及其著名事迹.doc

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居住和生活过的人员及其著名事迹考释 如所周知，在自19世纪初以来的人类近代历史上，欧美各国大批基督新教传教士奔向世界各地，源于基督教内部福音复兴运动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The Second Awakening），这一运动把原本局限于欧美一隅的宗教变成了遍布全球的普世宗教；19世纪蔚为壮观的海外宣教浪潮，既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结果，又是使基督教变为遍布全球普世宗教的强大推动力。　　从根本上说，基督教19世纪的大规模海外宣教运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西方列强的全球性扩张和基督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人类社会处在这一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也是极端不平衡的。毋庸置疑，19世纪各国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股强势文化浪潮，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这一浪潮却与各国政府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没有直接关联。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奔赴世界各地，不是受政府或商人派遣，承担为政府或商人服务的使命，而是出于宗教信仰，主动要求或愿意并经所在教会批准，到非基督教国家的人民中传布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他们是为上帝服务，为信仰献身。　　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中，地处世界东方的华夏神州人间仙境登州蓬莱，无可置疑而又有些奇妙地卷入了这一历史大潮之中。　　2006年春夏之交，笔者在参加蓬莱市《蓬莱文史通览》编纂研讨会期间，曾听到近代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云集”人间仙境的说法，由于当时对这段历史的无知，心下颇感愕然：有什么证据说西方传教士“云集”蓬莱？大家都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规定登州对外开放通商，但不久即因当时港口和商贸条件而改为烟台，如果说开始传教士们只知道蓬莱开港迫不及待而来，后来了解了真正开港的不是蓬莱而是烟台，还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吗？如果真是这样，原因何在？　　带着上述疑团，笔者贸然接受了搜集近代到登州传教士资料的任务。经过近一年的不断搜求，虽然萦绕于心的迷雾渐散，但同时又为一些地方网站、各种报刊上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苦恼。历史研究的真谛首先在于弄清史实，舍此便无所谓研究。本着这一宗旨，不断求证至今，终于不能不佩服当初“云集”说的高明，同时也大致揭开了西方传教士何以会“云集”蓬莱的原委。　　查近代到登州安家落户的西方基督教组织，有美国南部浸信会和美国北部长老会两个差会。美国南部浸信会据称是“美国最大和最具活力的新教教派”（小海亚特：《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3）,它的山东差会，也是基督新教在山东建立的最早的差会，到蓬莱的时间也比长老会稍早一点。但是，从后来基督新教在山东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看，它的事业无论在哪一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远不如美国北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虽然来山东和登州不是最早的差会组织，但发展迅速，辛亥革命前已经是山东最大和最有实力的差会组织了。由于笔者有些美国南部浸信会的中英文史料尚未搜罗到，现在还无法罗列出有根有据的到登州的人员名单，有待今后继续努力，这里先将美国北长老会来登州的人员详列于后，并就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重要事迹加以考释点评，以期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山东地方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可靠的线索。　　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始建于1861年夏，是年5月盖利夫妇和丹福斯夫妇到登州，6月倪维思夫妇从宁波来，均暂无居所，在先到登州的南浸信会牧师海雅西家里落脚，是为登州长老会创设之始。但就在这一年，丹福斯夫人病故，丹福思返回美国。1862年，梅理士夫妇从上海来加强登州力量，结果盖利染霍乱不治身亡，夫人返回美国。翌年，倪维思陪夫人返美治病，登州仅存梅理士夫妇二人。1864年，郭显德夫妇、狄考文夫妇从美国来到登州，年底郭显德夫妇迁烟台。可见，登州长老会数年间一直处在艰难挣扎之中，并没有稳定的组织和人员。它的兴旺发达，是在狄考文办的学校成功之后。据初步不完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