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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 王元化的朴学治学精神 吴琦幸 ? 2013-05-17 11:37:55　　　来源：《学术月刊》2012年12期 　　 　　内容提要：训诂考据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自晚清以来，形成了具有实证精神的文献学和考据学。这种朴学治学方法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学者。但是，这种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逐渐被抛弃，甚至受到批判，“以论带史”成为学术界普遍的方法；海外有学者也认为考据训诂不能提出重大原创性观点而轻视其用。王元化晚年对于这种粗疏的带有意识形态化的学风进行了批评，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在思想探索中运用具有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不拘于理论和体系的建立，并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而身体力行之，坚守“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这种具有朴学特色的治学方法，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它既与王元化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也与王元化对于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这种治学方法，贯穿于王元化的反思及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形成具有王元化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思辨哲学、国家学说研究和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　　关 键 词：朴学 考证 治学精神 王元化　　作者简介：吴琦幸(1956-)，男，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文学博士，美国圣塔莫尼卡大学现代语言文化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 　　今人论王元化，均将他的三次反思作为重点论述，因为这可以说是王元化对当代思想学术界的卓著贡献。然而我要讨论的是，王元化在整个治学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重视考证史实，又不拘于文献掌故；在形成观点之时，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甚至在精心研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经过了大量的资料搜集重新反思，勇于再次否定自己。这种实事求是之学风，骨子里上承汉学，下接清季朴学，也就是秉承了“求真、求实、求证”的传统，使他的学术成就高于当代的学者。　　一　　王元化从少年开始，就养成了一种好学深思的习惯。当年王元化才华横溢，喜欢读鲁迅的书和西方哲学。经过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三次反思，到了晚年，王元化思想日趋成熟。他的治学方法，尤以他所常常提及的熊十力语“根柢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己意”的治学信念在同辈中得到尊敬。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观点，从自己的身上看到历史投下的阴影，也不讳言青年时代的偏颇。基于此，他对于整个时代进行的反思就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他的这种反思，来源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和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早期的名师传授、长时间孤独钻研国学，以及自己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之后慢慢形成的。　　王元化承认自己在早年的研究中存在着机械化的倾向，这与当时的中国文学青年思想偏激有关，尤其是受到“五四”影响的知识人，容易受到极“左”的偏激情绪影响。这种偏激情绪，甚至左右了一代学人的治学方法。那就是：对于传统学问尤其是清朝乾嘉学派所提倡的训诂考证、实事求是之学的方法进行排斥和否定，甚至把它作为一种陈旧的学术加以扬弃。病中鲁迅的最后两篇文章是批评乃师章太炎转进国学、不事革命的态度的。他对于章太炎晚年删订年轻时候的革命文章并抛弃激进思想感到遗憾，称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①。此语除了强调革命比学术更重要以外，有暗讽章黄之学无用的意思：“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②王元化对鲁迅这种激进方式做过委婉的批评：“由《訄书》到《检论》，太炎诚然作过多次修订，这是由于他在不长的时间内经过了急骤的思想变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隐讳过去，示人以华衮。一位作者不愿让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误失再在读者中间流传，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往往喜作过苛之论。”③王元化晚年对于学风浮躁、好搭建空洞的理论框架有很多批评。他在此曲折地批评了鲁迅的“过苛之论”，用意很清楚，章太炎晚年回归学术并没有错，在极“左”的倾向下对他做过苛之论反而不太合适。“五四以后，胡适倡导整理国故。他自称具有考据癖，人多说他继承了乾嘉学派。其实，他是反对讲究功夫的。他在逝世前不久口述的自传中，曾明白说到这一点。他认为只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夫是清人治学之病。此说风行后，违反胡适本人的愿望，遂开后世轻视考据之风。”④1949年之后，“钻进故纸堆”成为嘲笑一些不能跟着时代步伐向前的冬烘先生的语言。于是，从50年代之后，训诂考据一门渐近式微，而以论带史的治学方法充斥学界。王元化较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的偏颇：“多年以来我们对乾嘉学派迄未作出应有的评价，我认为对乾嘉学派人物的思想上的评价尤为不足。目前有些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去研究古代文论的人，时常会有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毛病，就是没有继承前人在考据训诂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