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僰道”与“僰道县”置于何时新说.doc

“僰道”与“僰道县”置于何时新说 刘承厚 在此之前史学界对宜宾市行政中心的建置沿革，除僰道城筑于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是统一的认识外，关于本文两个命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第一说法，老（原）《宜宾市志》，说置于秦统一中国后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221年-前135年）；第二种说法主张秦建县，置于高后六年往前推两百多年；本文笔者通过查阅史料，立论为“僰道”始置于孝昭元年（公元前250元），改“僰道”为“僰道县”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1992年出版的县级《宜宾市志》说《史记》、《汉书》记为汉县，又引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记为高后六年（前182年）“城僰道”，又引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则明确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置僰道县”。又引南宋时欧阳忞的《舆地广记》记“宜宾县，本僰侯国，秦曰僰道”说今人亦有主张秦建县的。最后作出结论说：“因此，在尚无充分证据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某一说法的情况下，把僰道建县时间定在秦统一中国后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221-135年）是比较适当的”。同一年，由县级政协宜宾市委员会主席刘显君任组长，经余毅恒老师审定的《酒都宜宾》在历史沿革栏目就否定了1972年版的县级《宜宾市志》的定论，说：“到了秦汉时，这里‘汉民多’，反客为主，‘渐斥徙之（僰人），’《秦记》）。”原文接着又说：“秦惠文王时，灭蜀治郡，这里称‘僰道’。道，是属于县一级地方政权，归郡监督。《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得明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县、道、国、邑，为同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宜宾那时称为‘道’，就是因为‘有蛮夷’。宜宾那时也是汉夷杂居之地了，但少数民族主要是僰人，故在‘道’之前再冠一‘僰’字，以示区别（以别于雅安地区的‘严道’，松潘地区的‘湔氐道’及汉族地区的‘甸氐道’，‘刚氐道’等）。”余毅恒老先生生前给我说过清·嘉庆版《宜宾县志》很重要，我手中一本就是84年花五元钱买的。早在1984年之前，县级宜宾市、宜宾县两地志书编篡委员会就组织力量对清·嘉庆版《宜宾县志》进行了认真的校注。查全一册校注重印本第35曰：“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西南夷地……《华阳国志》郡初治 ……孝昭元年，始治僰道。《元和志》昭帝时自僰道移武阳，误”。余老生前对我说过，他是参与了校注的，只不过校注重印本不象市志编写本那样列了一长串编写人员名单。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名利思想太重，贪其功，必应咎其责。 受着两部书的影响，宜宾市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以李伯章先生为代表的“汉置派”和以丁天锡为代表的“秦置派”。争锋相对，各执一端。丁老曾对我提过贾谊的《过秦论》。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重温了此篇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文中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即是说秦始皇是秦国第七任皇帝，在他之前已经历六任国王。他们分别是：一、秦孝公；二、秦惠文王；三、秦武王；四、秦昭襄王；五、秦孝文王；六、秦庄襄王。《华阳国志》载“孝昭元年，始治僰道。”孝文王紧接昭襄王，孝文王在位的元年，就是昭襄王退位的一年，如果那半年（或大小半年）不算，昭襄王退位应是公元前251年，而孝文王登基应在前250年。因此，根据《宜宾县志》校注重印本载《华阳国志》：“孝昭元年，始治僰道。”把宜宾建置僰道（县）的时间定在公元前250年较为合适。这样，把《宜宾县志》、《叙州府志》、《酒都宜宾》、《华阳国志》，乃至《史记》、《汉书》与最接近秦朝的千古一论《过秦论》都统一起来了，这样才能自圆其说。《过秦论》曰：“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始皇之前的六世秦国，是战国时代的秦国。即是说它与属于封建时代的秦国是两个概念。“先取汉中，再举巴蜀”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而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封建时期的秦国。所以灭蜀治郡的时间是在战国时段，而非秦汉时段。贾谊生卒年代是公元前（201年-169年），距离孝昭元年仅只几十年时间；而司马迁大约生于公元前（145-90年），也即是说贾谊已经死了，司马迁还没出生。我并不是说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信史。我只是说明贾谊离秦朝更近一些，他的《过秦论》是总结秦朝盛衰的专论，几千年来经考验，更是公认的信史，特别是新中国后长期选入高中教材，是要求学生要背诵的经典之作。《古文观止》等选本也是必收之作。始皇统一中国是前221年，惠文等三世蒙故业，因遗策是在公元前306年以前，将近100年那么久一段时间，对“西举巴蜀”后三世皇帝不可能留下空白，必然是灭蜀治郡的结局，“举”即是“全”，完全灭掉了，不建立政权，还辛辛苦苦的“举”来干嘛呢？所以老《宜宾市志》划的那段区间，既无确凿的史实根据，又不认真的翻阅查找，乱下大包围圈，遗患无穷，是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