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看中国人.docVIP

书摘-2006年第1期 十八世纪法国画家笔下的中国“猴形人物”刘海翔谈论话题和积极的摹仿对象。本文作者十多年前赴美留学，十分关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他曾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短期研究工作，深入该馆库房探访亚洲部藏品，也曾四访欧洲，探寻欧洲艺术“中国风”的遗迹，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品味艺术品上记载的世纪风云。 　　《欧洲大地的“中国风”》一书，就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写作而成的。该书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将大量 “中国风”的图例贯穿起来，再现十八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一个特殊风貌。下面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章。 　　一、“猴形人物”（法语：Singerie）现象 　　在十七世纪快要落下帷幕的时候，让·贝然（Jean Bérain）在把中国艺术的素材引入他的装饰设计中去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支流——“Singerie”，即猴形人物。在猴形人物作品中，猴子穿着人的服装，做着人的事情。他用猴子代替了传统艺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的形象，创作了一些这一类的作品。后来比较正式地画“猴形人物”的，是华铎的老师克劳德·奥德安，他在1709年装饰玛利城堡时，作了一幅猴子坐在桌边的画。后来，华铎也画过一幅“猴子画家”（法语：Les Singes-Peintres）的图画。 　　其实贝然、奥德安和华铎笔下的猴子，就像一群衣着光鲜的巴黎人，只不过他们猴性十足，在造型中显示出一种轻松的幽默和略微的讽刺。也有学者考证说，早在十六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人们就已习惯地把雕塑家和艺术家戏比作猴子。 　　到了1735年，当克里斯托夫·休耶在香地里城堡画了一“大幅猴形人物”（法语：Grande Singerie）画作的时候，其装饰图案已经非常华丽复杂，要仔细察看才能分辨出图案中部两侧的猴形人物。也就是从这幅图画开始，“猴形人物画”的特性趋于鲜明。（附图59） 　　也是在那一年，休耶为波旁公爵作了十幅涉及中国和东方人物的画。在休耶的“大幅猴形人物”画中，那些猴形人物开始穿上中国衣袍。比如其中有一幅表现身穿中式衣服的东方人物悬空似地坐在棕榈树叶上，看着一群猴子在拉紧的绳索上表演走绳索。那组画的一个明显特征，便是画家只是随意地借用东方题材，来达到一种表现异国情调的装饰目的。 　　二、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状况的了解 　　在进一步探讨“猴形人物”之前，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服饰等习俗的了解。早在1667年的一幅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印制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铜版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穿戴的中国宫廷服饰被很写实地描绘了出来。 　　汤若望于1591年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他本人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最早期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德国完成学业后，他跟随金尼阁神父于1622年抵达中国，先学习汉语，他曾在西安居住过若干年，后来常住在北京。在中国期间由他推算的月食发生时间，三次都应验了，从此他在天文方面的声誉大振。 　　由于汤若望的天文知识，1650年他被满清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任命为天象署的一个官员，负责观察天象，制定日历。但在顺治驾崩后，汤若望获罪被关押，于1666年死于中国监狱。（附图60） 　　这幅铜版画就是画了穿着中国宫廷服装的汤若望。这幅肖像表明，当时欧洲的画家其实是看到过中国服饰的真实模样的。 　　曾有人向路易十四进贡过一组描绘中国不同等级官员的画像，后来吉法尔用铜版制作了印刷版，并有布维神父的说明文字，于1697年以“中国现状”（法语：L 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为题出版。这些铜版画相当尊重原作，如果把它们和贝然或华铎的画作做一个对比的话，人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贝然和华铎的作品和中国原型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甚至可以说相差甚远。而休耶的“猴形人物”，就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当时在清朝担任宫廷画家的郎世宁也画过猴子。与“猴形人物”把人物画成上蹿下跳的猴子形状相反，郎世宁笔下的这只猴子姿态神情优雅高贵，好像有几分人气和灵性。而差不多同时期在德国梅森出产的陶瓷猿猴（附图61），是由约翰·基希纳在大约1735年前后制作的，它怎么看也就是一只猿猴，没什么特别动人之处。而郎世宁的画则有所不同，从郎世宁的画中，观者好像可以感觉到此猴非猴，颇有人性。郎世宁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艺术传神写照，落笔有情的特点。 　　另一个可以说明当时的欧洲画家，实际上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服饰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这幅插图中看出来。（附图62 ，“中国驯鸟人”，Chinese Man with Bird）） 　　在这件欧洲瓷器的彩饰画上，一位东方人物头戴插有孔雀羽毛的毡帽，左手提着个鸟笼，右手托着一只长尾斑鸠，一幅悠闲自在的样子。尤其是驯鸟人留着两撇长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