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1个程砚秋.docVIP

世上只有一个程砚秋！” ? ○许石林 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的《华北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今晚不登台演戏 平市名伶程艳秋，原定今晚在中和演《文姬归汉》，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再粉墨登场，显露色相！遂于昨日通知该园，今晚决不出演云。” 这是“9·18”事变后的第三天。 那时候的程艳秋，已经不是小时候饥饿难忍，放下他的旗人身份，去受苦学戏，以求养家糊口的饥饿贫困了。他此时非但摆脱了贫困，而且成为演艺行业中居前几位的高收入者，即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共同性格，就是怕惹事儿、不敢出锋头。更何况面对时局大变动，绝大多数人选择潜身缩首，不发言惹祸。而一个唱戏的伶人，竟然公开在报上刊登罢演的新闻，于心忧国难者，当然是一种鼓励，而对于迎风闻骚、嘴巴永远朝着奶嘴方向踅摸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傻呆、迂阔。 况且他的罢演消息之文辞，其情之激愤，难掩对主持国政的当朝文武官员老爷们的失望和讥刺——一个在那些大人老爷看来，身份低微卑贱的艺人，竟然用这条消息，向大人老爷们泼洒了满脸的鄙视！ 一个伶人对国难的忧愤，当然挽救不了时局的颓倾，甚至也唤不醒几个踟蹰观望、瞻顾麻木的国人。只能留在历史文献上，成为一个资料和文本，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身份有别于士大夫，却做出了贤士大夫才能做出的选择。 程艳秋深知国破家亡，自己作为一个唱戏的伶人，将会面临更大的屈辱和磨难。次年即1932年，程艳秋正式改名为“程砚秋”，并将字“玉霜”更名为“御霜”，以示玉洁冰清，御风霜当有自立之志。（《北平晨报》1932年1月1日） 日本人占据北平以后，程砚秋多次拒绝登台演出，不为日本人用歌舞粉饰其占领下的北平。终于有一次在火车站，与日本宪兵发生冲突，打了一架，各地报纸以《程砚秋大闹车站》为题，报道此事。从此，程砚秋决定解散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剧团，彻底告别舞台，离开北平，到西郊当起了菜农。 在京郊青龙桥附近的偏僻小村，程砚秋每天坚持运动、打拳，但不吊嗓子，每天上午就在房间里埋头读书或写字作画，下午就牵着黑骡子，肩负锄头，去田间干活。有城里的亲友去探望他，问他何时才能重返舞台，程砚秋感叹：“这年头，唱戏这口饭还能吃吗？咱唱戏的也是人，干嘛总被人欺负、受委屈？” 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回到北平，重上氍毹，多年后他演出其代表作《锁麟囊》，薛湘灵饱受离乱之苦，终与亲人团聚，那一句“换珠衫依旧是富贵容样”，尽量含敛着的唱腔中蓬勃而出的百味俱足的喜悦之情，非一般人能体会。 ? 二 程砚秋之艺术，精深高妙，今人韩玉涛先生尤赏程砚秋唱腔之“荒寒之美”，认为其唱腔中有一股士君子之“狷介之气”，因而将程砚秋先生喻为“菊坛杜甫”。研究者认为，后来学程者虽多，仅得一二神韵即可屹立于舞台。 应该说，程砚秋演剧，虽蔚然有成，但观其一生，其人其艺、其行其言、其思其想，却都是一个不安于做一个唱戏的、不甘于做一个伶人的一生。一本由其子程永江教授整理的《程砚秋日记》，28万字，基本上原生态地呈现了这个艺术大师是如何成就自己艺术和人生的原由与历程。 程砚秋出身落没的满洲贵族，戊戌变法后，旗人的种种优待没有了，整个家庭陷入了饥饿贫困当中。不得已，他卖身学艺，为的是免于饥饿。这个天分极高的孩子，受了许多苦，也许是血统和性格的原因，受苦没有使他委身沉沦于流俗，反而使他更倔强地与流俗抗争，走到了世俗给伶人设定的概念与定义的反面，即他不像一个唱戏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他不甘于做一个唱戏的，他的戏才唱出了绝代风华。 程砚秋心气高，要强好胜，人所共知。他嗓子变声时出了问题，要是别人，早就放弃唱戏，改行做其他了。他却不，硬是将错就错，创造出一种独冠群芳的新声——“程腔”。其腔，在研究声韵学的学者看来，恰是中华古音在现代的艺术呈现。在风靡当年的“京剧四大名旦”评选热潮中，“程腔”因为其幽微婉转，意味无穷，深受戏迷追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程腔”蕴含着的艺术元素非常丰富，既能找到剧种各个流派的精华，亦能找到别的剧种和艺术门类如昆曲、民歌等等的精华神髓。 程砚秋心志高迈，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气度。即便他再恭谨地面对老师，也掩饰不了他随时从老师的教导中破壳而出的内心指向。所以，他在老师面前，是一个有心劲儿的学生，据说“通天教主”王瑶卿就对程砚秋怀有些许矛盾心理，原因就是程砚秋聪明得有些让老师感到不安。天下的好老师和好学生，不都是这种感觉吗？ 程砚秋考察欧洲戏剧、研究话剧、解放后考察中国民歌等等，他所写的文章，到现在都是一般研究者所达不到的高度，在当下这个演艺已经百般讨好市场的时代，尤为珍稀。 今天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程砚秋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这种敏锐眼光——昆曲《十五贯》能够进京演出，得到周恩来的关心，才有了所谓“一个戏救活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