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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礼与法的磨合演进 作者：王亮??发布时间：2010-10-20 15:05:56 ????内容提要：“礼”与“法”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从‘礼’到‘法’是当时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自觉的‘礼’不足以惩戒人心、整顿社会，就自然要用强制性的‘法’”对由“礼”到“法”的转变过程进行探讨，并试图说明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是本文思考的起点，旨在追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通过梳理礼法的历史进程，进而把视角放在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上，以史为鉴，反思法律文化发展的得失。最后大胆提出“以礼入法”命题，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实现现今法律文化的发展。最后用刑法为模式进行了初步论证，证明“以礼入法”是可行的。 ?关键字：礼仪??法制??礼法结合??演进? 一，“礼”的形成与发展 　　主流观点认为：礼源于祭祀。这个观点自提出便得到许多人赞同。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通说。但依据学者们的分析思路，如同对待西方自然法起源一样，半据资料半带想象，我们也可对礼的起源作一些推断。 礼源于祭祀，原始祭祀分为祭天和祭祖宗两种。祭天源于人们对当时自然神秘现象的无知和恐惧，因此神话色彩比较浓。而祭祖宗在当时也带有神秘色彩。祭祀其实也是融合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当中。原始的风俗习惯，可能有三种流向，一是变为了后来的礼，二是仍旧以风俗习惯存在，并未上升为礼，三是逐渐走向消失。而当礼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流向也可能有三种，一是继续以礼的形式存在，二是因其不合理性消失掉了，三是被国家权力压迫，下放而不再为礼，但民间保持了这种礼，因而成为民间习俗。在当代中国，依旧可以隐约看到这些迹象。而它们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无形中也起着作用。 　　祭祀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意识提高，逐渐由“神话”色彩而转向“人化”色彩。祭祀天地等便逐渐成为象征意味浓重的仪式，而祭祀祖宗反而上升到民间信仰的地位。 　　夏之前的礼，不同于封建社会之礼。那时的礼，首先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习惯。由于伦理尚不发达，因此其伦理色彩要淡一些。在功能方面，它可能发挥着法律的规制作用。礼的实现，虽然也需要舆论的维护，需要同一部落成员所具有的共同信仰，但其最强有力的后盾则是神权。?夏之礼仍然带着“神权”意识，但它已经向着人间法转变，带上了伦理性质。章太炎在考证《孝经—五刑章》时指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夏法，并进而提出夏代已出现了不孝罪的罪名。? 　　但根据学术界通说，西周以前，尚“鬼神”之风气犹重于尚“人”之风气。真正的转化出现在周代。周代标志着“神权”之礼向“人权”之礼的转化。西周出了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周公旦。周公制礼是历史大事，它奠定了封建礼法的源流。周公制礼，实际是对古礼之扬弃过程。他使古礼成文化了，并使之向着伦理化方向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儒家思想家（这是后人所封之名）对礼的贡献颇大。可以说孔子是继承和发扬了周公及先前三代之礼。后人关于儒的定义，实际上也体现了它与礼的关系。儒是凭借自己的礼乐知识，以治丧相礼为业，后又从事文化教育的术士。?而孔子更被看成是儒当中对礼进行理论加工的思想家。? 　　秦国“任法而治”，一味相信刑法的力量，最终因为严刑峻法密布国内，造成了国家灭亡。这是后来各朝所借鉴的反面材料。它没有吸收礼，因此至刚而折，所以后代各朝战战兢兢，不敢一味重法，而走上了汉代所设置的礼法结合模式，最终形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礼法结合特征。 　　汉代经律结合，开始走上“礼法合一”之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及弟子专门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包括《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五经），这样就形成了经学。儒学也走上了经学化道路。随着董仲舒等人大力弘扬儒家经典，使礼法结合起来。“《春秋》决狱”是最典型的标志。但这时，礼大于法的特征特别明显。立法中，一些曾经被排除在法律之外的礼节仪式和礼义原则被引入法典之中，形成一些标志着法律、道德结合的立法成果。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法律可能不够完善，二来董仲舒等大儒的确学识渊博，一般人无法与之抗衡，即使是司法官员。而被秦政府所压抑的儒学，一旦得到弘扬机会，自然更是迫不及待要发挥其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发达，进一步使礼法结合。律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以儒家经典来研究、解释法律，使礼法水乳交融。?这一时期著名的律学家如张斐、杜预、刘颂等对礼法合一作出了贡献。同时，礼大于法的特点依然明显。对于与礼相违背的律，律学家则称之为未“尽理”之法，或称为“析薪小理”而加以删除。因此，律学的发展并不标志着“法治”思想的发展。 　　唐代是学术界公认的“礼法合一”时期，也就是所谓“一准乎礼”的时期。因此《唐律疏义》也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这时伦理法似乎已经名副其实。但对于唐代是否真的“礼法合一”，仍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