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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时期的扁平化管理到新中国的扁平化社会 作者：老田 （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文章） 由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得到更清晰的揭示。那些对动不动就是“一致通过”很不感冒的人，想来会对毛泽东这种动不动就向人民群众暴露党内思想斗争情况的人会持欢迎态度。 毛泽东经常在国家和政治领域使用“国体”（国家的阶级实质，即到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还是为被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和“政体”（这意味着政府的组织模式，或者阶级利益的实现方式）两个概念，共产党高层的长期分歧，从井冈山到文革时期都相当一致——集中于扁平化管理的落实方面。关于国体方面的党内分歧“阶级斗争天天讲”问题已经做过决议了，我就不多说了，这一次我专门来讲一下党内关于政体方面的分歧。 由于扁平化管理模式是革命时期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被归结为“革命路线”，又由于毛泽东长期在党内坚持这一治国方式，在建国后受到官员群体的大多数的反对，因此这一“革命路线”在文革时期被加上了一个前缀成为“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线索理解为——“为了实现多数人的利益和生产力发展目标，如何有效地排除平民阶层外部和内部所存在的两个社会性障碍。”其中第二个社会性障碍要得到理解，需要借助一个中间性概念——扁平化管理。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在全社会实行扁平化管理原则时，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就相应地出现扁平化现象，这样扁平化管理就自动导向一种扁平化社会。 毛泽东所关注的社会性障碍有两个维度，一个是针对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这一任务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基本终结了，这是把人格化的利益承担者和狭隘利益一起祛除的方法。另外一个维度是祛除管理系统内部的社会性障碍，这一次是要求再造社会关系同时却保留被改造了思想的个人。前一个社会性障碍与国体相关，后一个社会性障碍则发生在政体方面。管理系统内部，经常出现的管理层背弃扁平化回归科层化的趋势（因为科层化更多地肯定管理层的权力利益要求），也可以称得上是另外一种新形式的狭隘利益，此种狭隘利益相对应的管理层消极行为模式，始终被毛泽东视为管理绩效的障碍，清除此种障碍通常与落实扁平化管理的要求一致。但是，旧有的党史国史叙事缺乏一种把扁平化与科层化进行对比的视野，也不承认管理系统内部会存在社会性障碍，在刻意遮蔽具体历史条件和背景的前提下就展开叙述，这当然能够达成简单地肯定了一方意见的效果，但难以揭示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真实分歧。 1、科层制（官僚制）与常规管理规则 根据一般的社会管理经验，较大的组织在管理上总是要按“功能”来划分“科室”同时按照管理范围来划分“层级”，并据以分解管理职责，这被称之为“科层化”。科层化按照充任官员的职业化特点也被称为官僚制。 韦伯感兴趣的是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行统治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将权威强加于人以使其合法性得到承认的方式。韦伯区别出三种类型的权力：传统型的权力；克里斯马型的权力（或者称为超凡魅力型权力），其中与现代行政管理形式最为接近的是合理—合法型权力。他认为与合理—合法型权力的官僚制代表了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作为一种“理想型”，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好评：“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任何其他的形式。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机制与其他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必威体育官网网址、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磨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它成功地从解决职位上的事务中，排除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从根据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觉因素。”[1]这样的优点要得到实现，就必须做到对于官僚统治机构的任务进行固定的分工，对于履行这些义务所需要的命令权力也需要进行固定切割，并招聘一种符合普遍规定的资格的人员来行使权力并完成义务，并设立一个上下级安排固定有序的机构，其中上级监督下级；此外，工作需要保持原始的文件记录和档案，官员一般要经过专业训练通常是终生任职的，按照固定的分工来工作，并定期拿到货币报酬等等。[2] 从那以后，这个理想型几乎被当作一种管理上的共识，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写道：“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工厂是按科层制度组织起来的，政府机关也一样；假如它们不具备这四个因素，它们就无法十分有效地工作。”[3] 管理通常依托一个科层制组织来进行的，对于组织内部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1938年切斯特·巴纳德在他的名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中间提出一个关于权力的自下而上的修正性观点，并把权威定义为“一个正式组织中一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