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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与自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目录 名教与自然的概念 名教与自然之辩 名教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体现 自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体现 一、名教与自然的概念 名教，原指儒家“因名设教”的那一套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 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 二、名教与自然之辩 一、正始玄学时期——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儒道调和） 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是说玄学哲学与政治伦理两者关系上,王弼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 他认为自然与名教是统一的,两者并不矛盾。因此,在上的最高统治者只要做到设官分职,定好名分,就可长久地坐享其成了。在这里提倡名教的儒家与崇尚无为而治的道家,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为表里的。 二、名教与自然之辩 二、竹林玄学时期——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儒道对立） 魏晋之际,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宣扬以孝治天下,实际是打著名教的幌子,罗织罪名,排斥异己,使大批名士遭到杀害,名士们只有躲进“玄学”的被窝里，去穷尽玄理来躲避灾祸；以狂饮不休，放浪形骸来消极抵抗司马集团歪曲的那套礼教，消除内心的苦闷。嵇康认为六经,礼法,名教束缚人性,与人的本性相对立,认为越名教,除礼法,才能恢人的自然情性。 二、名教与自然之辩 三、西晋玄学时期——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儒道合一） 郭象反对只重形式而违反人情的假礼法，他认为社会制度、道德原则包含于人类的自然情性之中，德性的获得就在于适性无为、顺应自然，所以他提出了“名教即自然”，实际上是追求“名教”与“自然”的统一。他认为名教制度下的社会礼法本身很美好，只要人们各司其职，做好分内的事。而人们各司其职，则又应顺应自然。 只有当社会制度与人性自由相融合时，即“名教”与“自然”相统一时，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和谐。 三、名教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是建立在儒家治世哲学之上的，儒家思想为园林建造设计行为提供了一个完全理性的理论基础。而名教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园林的规模、形象和总体布局上。 三、名教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一、园林规模 名教强调皇权是绝对的权威。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突出帝王至上、皇权至尊的礼法制度，也必然渗透到与皇家园林，首先表现为园林的规模宏大。 皇帝能够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雄厚财力，占据大片土地面积营造园林而供自己享用，故其规模之大，远非私家园林所可比拟。 元代大都西御苑太液池，“广可五六里，驾飞桥于海中，起瀛洲之殿，绕以石城”，明代在此基础上，扩建成南海、北海、中海。 三、名教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二、园林形象 在古代，凡是与帝王有直接关系的宫殿、坛庙、陵寝，莫不利用其形象来体现皇权至尊的观念。皇家园林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营建，也概不例外。到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皇权的扩大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当时所建的皇家园林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其皇权的象征寓意，比以往范围更广泛，内容更驳杂。 例如圆明园后湖的九岛环列，象征“禹贡九州”，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的全园最高土山“紫碧山房”，象征昆仑山；整个园林布局，象征全国版图，从而表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寓意。 三、名教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三、园林总体布局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房屋设计甚至室内设计的轴线式布局，都符合儒家名教的哲学准则。这种具有严格空间秩序的设计手法也涉及到造园领域。当然这样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它仅仅涉及皇家园林中的寺庙和处理政务的建筑布局。 如万寿山南坡中央部位的“大报恩延寿寺”，从山脚到山顶的一系列建筑，密密层层地将山坡覆盖住，构成纵贯南北的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这个庞大的建筑序列结合山形地貌一气呵成，充分显示了皇家园林的庄严。而就园林自身而言，仍是自然的、布局自由的、非严格空间秩序的。 四、自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体现 “自然”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永恒的主题，中国传统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思想的根本特征是“自然”，诸如“有若自然”、“妙在自然”、“宛若自然”之语，经常出现在园林书籍上。园林艺术中的“自然”就是要“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自然可爱”，而不是“人工做作”，“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 中国传统园林中表现自然主要是神话、现实和理想中的自然。 四、自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的体现 一、神话中的自然 园林的原始形式灵台、灵沼都是人们对自然山川、河流崇拜，从而摹仿的产物。如《山海经·大荒北经》曰：大荒之中“有系昆仑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三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