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名中国学人.doc

如何可能成为一位中国学人 ——辛卯年冬月廿九四川大学研究生院演讲 高小强 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引言：我作为学者的最基本立场 做一名中国人，尤其一位中国学人，是自然而然与理所当然的吗？至少在现今不是。所以，作为一名学者，我的最基本立场为：我首先是中国人，我有义务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尤其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不能成为异族文化的“买办”、“洋奴”。其次，我是当下国家的国民，尽管我对当局等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强烈的不满等等，但是我还是应当维护这个国家，我对当局的批评、指责，以我所能推进其改进，都是旨在维护这个国家。甚至“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宪问第十四》。）也同样是为了维护它。而不能成为一名卖国者或叛国者！无论何时，倘若当局不公不义，（过去或许是因为革命，因为阶级斗争，或者说是“以斗为利”；现今却是因为GDP，因为经济建设，亦即地道地“以利为利”！）我必反对之，或者是“危行言逊”，而不得丝毫苟且！同时，我还得尽可能地辨析清楚每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既不为当局所欺瞒，亦不轻信了传言。不过反对不会是无限度的，限度就在于是否危害到国家。我肯定不会借助任何外部势力，尤其那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来反对当局而危害国家。虽然近世以来中国的国家是由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其是否符合天命，或者说，是否具有合法性，当容每位国民尤其士人反思之，乃至看能否推进其逐渐吻合天命，而万不可轻言推翻等等。国家关乎每位国民及其家人的生死存亡，关乎每位华人及华裔的荣辱尊严，关乎中华民族的兴盛衰落，所以，我必维护国家。而对于祖国，我惟有无条件地忠诚！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纳粹统治时期不忍离开祖国，德国战败后被捕受审仍然拒绝去美国之邀，而甘愿与民族一道受难。因为他说：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还有前苏联甚至往前在沙俄时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思想者等等，他们亦是宁肯遭受当局的严酷迫害而不肯离开祖国。我想，支配他们的必定是对祖国的忠诚不渝！在华夏历史上此类事例更比比皆是，像古鲁国“和圣”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三仕三黜，仍不离故国。楚国大诗人屈原宁遭楚王冤屈流放，不离故土，终投江汨罗，与国家一道沉亡。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顾炎武等等穷遁山野，亡命天涯而终身不仕异代，不做贰臣。而顾亭林不事二姓，是得力于其嗣母王氏之教。再有，甲申变后学人吴佩韦既哭国恤卒，其妻张氏抚育三子，尝数日不举火。谓诸子曰：“尔等亦知自今以后，饥寒之贤于温饱乎？安之固宜如是也。”长子吴舫翁（云）卒以苦隐终其身。明清易代之际，贤如顾母、吴母者，所在皆有。（参余英时著《方以智晚节考》，9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试想想，昔日妇孺皆知忠诚于祖国而维护国家，而今我等五尺须眉的所作所为，慌不择途打破头地往国外钻，还说爱国而国不爱我，奈何！等等，岂不愧煞古人！ 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极大地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像《礼记·学记》中记载的“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敎学为先”，夏商周三代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及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规教法、学规学法，仪礼仪式，等等。（参【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1521-1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而《大学》之“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阅【宋】朱子撰《四书章句集注》，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因此而被培育，社会亦形成良风懿俗，真可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以后中国的教育尤其书院教育就一直秉承与发扬着这样优良的传统，鲜明地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并为此创立了一种十分成熟、完善且不断创新的书院制度，因而极大地保障了自主自治的办学，独立自律的治学、讲学，平等自由的学问学术交流，等等。遗憾的是，近世西学西力东渐，国人尽悉废弃了自家优良的教育传统，一味模仿西人，犹如沐猴而冠，以至于今所谓大学精神的严重失落。（参阅朱汉民著《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的统一——古代书院对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启示》，载《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4期，亦摘要载于《新华文摘》，2011年第20期，113-115页。）我不知道，终究我们能否重新拾起华夏失落了的传统？但仅就眼下而言，我仍希望每一位学人——包括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每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他修学的是何种学科，何种专业——都能够尽力做到：无条件地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及其历史文化传统，而不做异族文化的买办与洋奴。伸张公平正义，反对当局等的不公不义，却不能因此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