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二节主题学概要.ppt

案例： 洪鹭梅 人鬼婚恋故事 主题学研究 作为志怪小说一部分的人鬼婚恋故事亦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始终。论文以时代为线索，尝试解读各个时期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内核。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大量存在着“生子”、“复生”母题，体现了生殖崇拜的主题。故事中的两性关系基本没有审美和爱情的取向，而明显带着生殖崇拜的痕迹，直指两性结合的原始的功利目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魏晋时期是一个探索超越死亡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体现了生死玄想的自觉精神，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吻合。魏晋时期人鬼婚恋故事在“生子”与“复生”母题下殊途同归直指同一个深层问题——超越死亡。 唐宋人鬼婚恋故事审美和性爱脱颖而出，显出世俗化色彩。首先，女鬼形象逐渐世俗化，赋予女性的审美色彩，代表了文明时代男性文人的性爱幻想。其次，两性关系直奔性爱，生子之说被抛置脑后。封建社会的繁荣物质生产的发展使生殖负担减轻，性爱的娱情功能加大。这时期故事体现了男性话语权力下的两性关系模式：一夫多妻、薄情的男子、痴情的女子。 明清人鬼婚恋描写充满个性解放色彩。汤显祖《牡丹亭》中充满痴情狂爱、出生入死追求爱情幸福的女鬼杜丽娘。性描写得到渲染，人鬼婚恋故事中纵情冶荡女鬼成了男性性爱幻想的载体。物质生产的发展使性爱生活取代了纯功利目的的生殖活动。商业的繁荣促进人口的流动，两性关系的不稳定性。社会转变，淡化群体意识，强化个体意识。 论文之后指出在西方文学中人鬼婚恋故事几乎是缺类，并对其原因作了分析：首先，西方基督教信仰存在着彻底超越世俗的神圣世界，而中国的传统民间信仰是圣俗一体的；其次，人鬼婚恋故事直接来源于冥婚习俗——根植于生殖崇拜的人鬼结合仪式。 论文还透过人鬼婚恋故事比较了中西文化追求生命永恒的不同途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 （洪鹭梅《人鬼婚恋故事的文化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野女掠男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野人传说：恒久母题，野女掠男分支，带有较多文化意蕴，体现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和观照异域眼光。 东亚流行的野女掠男母题，当起自佛经中的海外异类结亲母题，乃是人与异类通婚故事的一个变种。故事到了中国，却在误读过程中进行了新的“性别置换”，多体现为男性主人公的因祸得福，实为一次带有男性 “艳遇”性质的行为，仙话的理想色彩变得十分鲜明。 野女掠男母题体现了华夏中原人与南太平洋和西印度洋沿岸和岛屿土著以及大陆西南边疆等边缘偏远居民交往的心态。这种歧视偏见为主的非正常心态支配下，神秘思维介入的方式，就是中外交流中那种人与“异类”非人不平等关系的形象体现。这类故事往往突出了一种发生地区的边缘性。 唐宋时代人们谈论南方野女袭击中原男子，非要“负去求合”，是中国文化南移，北方文化南渐过程中，中原人们对于南方地域风情不甚了解，很不适应的心态支配下一种惯常叙事话语的文学表征。 到了南北文化渐趋交融的明清时代，这一话语的深层价值观念则发生了巨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借此母题的叙述，讲述化为兽民的人心和归依中原文化的向心力。该母题在这一时期有了多重扩展。 明清时代小说及野史相关叙事中的女野人形象，主要表现为这三种深层文化意蕴：一是南方野女变得友好了；二是她们往往还会莫名其妙地具有中原人一样的敬孝、忠君等伦理观念；三是通俗小说中“野女”一类的亦兽亦人的形象，还往往带有人类所难以企及的超凡能量，与早已存在的“猿公”形象类似，成为佐助边疆平叛英雄立下战功的女将领。 何以在野人求偶故事中，其角色身份的关系总是叙述“男人被女野人劫掠”？这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民族观与男性中心文化观念的融合，其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维的影响下，总是习惯于将周边的外族看成是野兽，而“男尊”的惯常思维又总是把外族女性视为“妖女”，类似的思维积习再同相关传闻互动，很自然地在叙述之中形成了“女野人抢男人”的叙事模式。因而，我们看待古代中原传说与通俗小说中的女野人时，应该注意到这一明显的种族中心话语的局限和偏失。 （王立《野女掠男故事的主题学分析》，载《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中德文学作品中老聃形象 论文以老聃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人物形象在中德文学中如何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个性和寓意，探讨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文中分析的例子是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克拉朋德（Klabund）、布莱希德（B.Brech）、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 克拉朋德写于1919年的诗《老子》，是一首以老聃降生为题材的诗。该诗采用了田园诗的形式与风格，节奏徐缓，旋律悠扬，带着几分不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