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书法史钩沉.doc

东北书法史钩沉 张金梁 ? (此文应《吉林日报》社约稿) 东北地区，虽地处边远，且少数民族众多，但其由于自始至终受到汉文化滋润，所以汉字书法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今特将其几个重要书法史时期略加勾勒，以飨读者。 一、《好太王碑》之光环 公元前三十七年，在现在辽宁省桓仁县和吉林省集安县一带，产生一个名为高句丽的王朝，历时七百余年之久。现在的吉林省集安，便是高句丽王都遗址，在此留下了大量的遗迹文物，《好太王碑》便是其最有代表性者。 《好太王碑》立于公元四一四年，是高句丽王朝纪念第十九代王好太王而刻，此碑至今一千五百余年，久被冷落在荒山野岭的之中，直至清末的光绪年间，才被怀仁县的金石爱好者关月山发现，拓之流传于世，并传至京师，一时轰动书坛及收藏界，极受文人墨客青睐。 《好太王碑》石高六米有余，四面刻字，字大如碗，书法似隶似楷，方正纯厚古拙朴茂，气静神凝自然生动，无一点剑拔弩张之陋习。点画上圆笔遒劲如篆，力求自然浑朴古雅可爱，结体稚拙天真别出心裁妙趣横生。从整体上看，此碑书法具有匀称、丰满、端庄、肃穆之感，相比于东汉诸碑别具面貎，体现出了一种不衫不履的林野之风。此碑面世以后，追随其书风者众夥。《好太王碑》不但以其奇特的书法艺术魅力屹立于世，而且成了东北地区历史上书法文化的重要标志。 二、辽、金时期之书法 辽（契丹）建国于公元907年，传五帝，凡88年，东北之地属其辖区。辽建国之初参考汉字即创造出了契丹文字，陶宗仪谓“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其每字尚能见到隶书雁尾，可知“隶书之半”之“隶”当指“汉隶”，此称为契丹大字。另有契丹小字，每字由一至七个原字组成，为拼音文字，形体更接近于汉字楷书。虽然辽朝廷极力推广契丹文字，但原来使用汉字的惯性及汉字的丰富内涵及使用方便的优越性不可抗拒，再加之宋、辽两国的频繁交往，使辽朝廷不得不将两个契丹、汉字体系同时运用，现藏于辽宁博物馆众多的辽廷最高统治者帝后的哀册，多为契、汉两种文字刻成。从大量的辽石刻及墨迹来看，其汉字书写大都师法唐及五代、宋人，以追随唐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及宋苏东坡书体者为多，颇为遗憾的是，整个辽代没有出现影响大的书法家。 金国在宋和辽国运式微之时崛起，立都会宁（吉林省阿城县南），从建国到灭辽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建国之初，其使用契丹文和汉字，后也参考汉文创造女真大字和小字。金国的地域颇大，宋帝国江北的半壁江山也囊括其中，靖康时徽、钦二帝及百僚也被掳去，且索之书籍及苏、黄、米等墨迹特多，因此金国成为以汉文化为主的朝廷，上自皇帝下及臣民学习书法蔚然成风，朝廷中出现了众多书家，代表者如： 任询，字君谟，号南麓、龙岩，易州军市人。正隆进士，官至北京盐使，善行、楷书，学颜真卿，本传谓其“书为当时第一。” 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泰安人。进士及第，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善篆书，赵秉文谓其“篆籀八分，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小楷如虞、褚，亦当为中朝第一。” 王庭筠，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黄华老人，别署雪溪等，辽东熊岳人。进士及第，官至翰林修撰。其善行草书，行学米而能乱真，袁桷谓其“使生于元祐盛时，实不在米老下。” 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人。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尚书。其善行草书，学王庭筠，本传谓其“字画则草书尤遒劲。” 从上面不难看出，金朝书家实南宋之分支，大都学北宋之书。当时书名颇大者还有宇文虚中、王竞、蔡松年、吴激、高士谈、赵沨、王万庆、张天锡等，成为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近现代东北之书坛 近现代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发展异常迅猛，其原因有二：一是大批满清遗老聚集此地；二是新中国建立后，对东北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视。 伪满州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耻辱，由于大批满清遗老们的聚集长春，却给东北文化艺术带来了不少生机。在书法上以郑孝胥、罗振玉为代表，他们虽然生活在东北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高超的书法成就，对东北书法影响较大。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海藏，福州人，清光绪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民国时在上海鬻书自给，九一八事变后，从溥仪任伪满州国总理，声誉大毁。其善魏碑书，沙孟海谓其“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濬宣的板滞，和李瑞卿的颤笔的弊病，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书法即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于冲淡之中，带有激宕之气，后人学之者颇多，然没有其传统学问功底及秉赋，所得者仅棒棒枪枪，逸致全消，少有成者。罗振玉字式如，又字叔蕴、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等，浙江上虞人。十五岁举秀才，宣统元年，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后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九一八事变后从溥仪任伪满州国职。其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尤以甲骨文考订贡献最大。其书法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行、楷无不工能，早年学颜，后专攻甲骨文书法，醇厚古朴，典雅有致，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