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述评.doc

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述评【摘　要】 自Krueger（1974）指出企业主动建立政治联系以获得租金以来，政治联系一直是一个公众热议和理论研究的话题。文章梳理了已有的关于政治联系度量、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的文献，综述表明，政治联系不仅体现为“有无”，而且还体现在联系程度上的差异。已有研究关于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结论不太一致：部分文献支持正面的“关系”作用，部分文献支持负面的“政府干预”作用。值得思考的是，已有研究未考虑到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性质——作为企业的一种客观存在，政治联系应该同时具有”关系”和“政府干预”的作用。 【关键词】 政治联系； 政府干预； 述评 一、引言 政治联系是企业有价值的资源（Fisman，2001），在中国（Fan et al.，2007）、印度尼西亚（Leuz and Oberholzer，2006）、巴基斯坦（Khwaja and Mian，2005）、泰国（Charumilind et al.，2006）、巴西 （Claes-sens et al.，2008）、马来西亚等国家普遍存在（Adhikari et al.，2006）。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腐败程度越高、政府对资源控制权越强和法律体系越弱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政治联系的建立更有可能（Chen et al.，2011；Faccio，2006、2010；Boubakri et al.，2008）。 以此为背景，本文尝试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政治联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已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联系的度量、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影响这两个方面，本文对文献的综述亦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已有的研究如何度量企业的政治联系？第二，已有的研究关于政治联系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最后，在对已有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反思其不足之处并提出研究展望。 二、企业政治联系的度量 目前，对企业政治联系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高管的政治联系来度量（Faccio，2006、2010；Boubakri et al.，2008；Chen et al.，2011；Fan et al.，2007；邓建平和曾勇，2009；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余明桂等，2010），另一种是以企业的其他特征来度量，比如企业对政治人物的依赖指数（Fisman，2001）或捐赠额（Claessens et al.，2008；Cooper et al.，2010）、企业股价的累计回报（Leuz and Oberholzer-Gee，2006）、企业的国有股比例（Adhikari et al.，2006）。其中，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度量方法被广泛运用。它是指以企业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联系或政治联系的程度来代表企业的政治联系。这一度量方法包括虚拟变量度量、比例度量和赋值度量。 在虚拟变量法下，现有文献对政治联系的一般定义是：当企业高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现在在政府部门任职时，即认为该企业是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这里所说的“高管”在不同的研究中对应着不同的范围，比如Fan et al.(2007)的高管仅包括CEO；吴文锋等（2008）的高管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Boubakri et al.（2008）的高管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邓建平和曾勇（2009）的高管还包括实际控制者。这里的“政府部门”是指广义的政府，一般包括议会、政党、各级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军队等等。部分学者对政治联系的虚拟变量法度量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吴文锋等（2008）将高管政治联系按其来源分为中央政府背景联系和地方政府背景联系；杜兴强等（2009）将高管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两类，他们认为这两类联系的起源、作用均不同。 在研究中国企业政治联系问题时，部分学者对政治联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度量。陈冬华（2003）、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邓建平和曾勇（2009）、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采用比例法度量，以具有政治联系高管人数占高管总数的比例来度量企业的政治联系。胡旭阳(2006)、邓建平和曾勇(2009)、杜兴强等（2009）、李维安和邱艾超（2010）则采用了赋值法度量，对企业高管的不同行政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经过必要的计算后作为政治联系的度量。具体地，邓建平和曾勇（2009）、杜兴强等（2009）对企业高管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按照级别分为全国、省、市、县、乡，分别赋予5—1分的分值，作为政治联系的度量。在此基础上，胡旭阳（2006）考虑到不同级别的能力是以级数方式递增，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级别的上述打分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的度量。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按照企业高管曾经或现在所任职务的最高行政级别进行赋分，没有从政经历为0分、副科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