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docVIP

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2005年，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狑狅狉犽犮狅狀狊狌犿犲狉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犖犲狑犘狅狅狉）一书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令人意外地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而老迈的概念，重新放置在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2010年此书中文简体字版出版发行（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历经5年“理论旅行”方才登陆的这个中译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理论学界，却显示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意义。面对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加冕，面对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姑且称为“中产”）的迅速崛起并努力谋求话语空间，这本姗姗来迟的小册子，抛出了新的知识挑战与问题意识，让我们在拥抱富裕、强大、腾飞的热气球时，刺目地再度遭遇贫困、穷人等等沉重的针孔。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工作、消费、新穷人》，P85，下文若引此书仅标页码）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其次鲍曼提醒我们，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就此来看，相较于传统根据收入多寡来界定贫／富的方法，鲍曼的“新穷人”其实花样有限。其理论创新的“高度”，充其量也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重新打造了一个没钱消费的“穷人”形象，重点还是钞票的斤两，只不过把支出的兜底翻上了台面。 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将“新穷人”视为威廉斯意义上的Keyword，那围绕“新穷人”的一系列概念变迁、能指漂浮，将会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向消费转折的年代，普通人所历经的生活变迁与千疮百孔，将会以新的政治紧迫性提醒我们眼下正在进行时的、诸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这才是鲍曼“新穷人”真正的题中之义：没有鲍德里亚玄奥的理论思辨，没有费瑟斯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径，以“新穷人”为关键词，更新关于消费的探讨路径，重新开启在现代性的速度与激情之路上，再度探讨贫穷、公义、社会福利议题的可能，并尝试着将此一知识论述，凝聚为充满政治更新潜力的一种共同社会关注。 “穷人”并非一个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尽管从内容来说，穷人似乎从来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质的匮乏、自我信心的丧失、社会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话语空间中，围绕穷人的概念建构，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却迥然不同。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P186）。 鲍曼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拆解“穷人”迷思的理论家。在博士论文亦是成名之作的《疯颠与文明》中，福柯在对18世纪“禁闭”的解读中，曾经提到了“贫困”的话语变迁。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福柯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新的（禁闭）划分”开始出现，即穷人不再被隔离、被关押，而是被一劳永逸地推向劳动力市场。 那么穷人是如何被驱赶进劳动力市场，如何成功变身为现代工人，如何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充当了财富最重要而直接的来源？这就是鲍曼继承福柯的话语策略，改写福柯“疯颠”的研究议题而所做出的回答，这集中体现在鲍曼将一个“工作伦理”的楔子打进了贫穷与生产社会的铆钉处。 “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亦是现代化、现代性进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