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教育要适应新媒体形势.doc

新闻传播学教育要适应新媒体形势我原来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部门工作，听说了高校一级二级学科的划分，不以为然，笑笑而已。现在在高校工作，則是无奈地苦笑，因为明知讲不出道理，但也无法摆脱。好在我不当行政领导，免却了整天为一级二级学科的设计、考察、评估，以及不同二级学科教师数量和不同职称数量的分配、不同二级学科学生数额分配等等苦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6年起，在院下直接划分为10个教研室；2010年起改为“一部四系”，即史论部、新闻系、传播系、广播电视系、广告与媒介经济系。 史论部集中了负责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史教学的教师；新闻系集中了采、写、编、评方面的教师；传播系集中了新媒体、公关方面的教师；广告与媒介经济系集中了广告、媒介经营方面的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二级学科分布如下： 本科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硕士研究生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介经济。 根据上级要求，近年开设了“国际新闻”硕士班，归到“新闻学”方向，挤占了“新闻学”方向硕士的大部分指标，2011年招生本来意义的“新闻学”硕士名额只剩1个。由于“国际新闻”属于新闻学方向，二级学科不能跨级带学生，于是“国际新闻”方向的学生只能由属于新闻学方向的教师带，造成传播学方向的教师带不上学生。 博士生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济。 以上的“方向”是否算是二级学科，没人说是，也没人说不是。 现在“系”的划分与学士、硕士、博士下面划分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对应，发生了较多的人员调配的问题。 但是，教师具体属于哪个二级学科，上面却要求必须明确，只能划分到新闻学、传播学两个教育部认可的二级学科内，带研究生，属于不同二级学科的教师不能跨二级学科带学生；评职称，上面分配的名额具体到二级学科。于是在工作中人为带来了较多的麻烦和冲突。 其实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各校新闻传播学院内对新闻学、传播学这两个二级学科的感觉是模糊的，差别是人为造成的，实在说不出所以然。至少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内，这两个二级学科的设置，看来是当时为了应付上面要求划分二级学科的要求匆忙而做。从后来的实践效果看，不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不科学。 不管有没有道理，学院从招生到教学(实习)、学生毕业，都得依照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管理规則报计划和获得利益。于是这已经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1997年，一旦确定我们的学科叫“新闻传播学”，后来再划分为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后来就一直沿着这种讲不出道理的思路(已经变成了专业运作的既定框架，从申报教学点、硕博士点到人员的配置)走过来了。现在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增设，基本是在既定的框架内的作为，人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既定的一级二级的划分框架来设想本学科的发展。 因而，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这种设置，或因人而设专业方向，或因某门课程无法对应到(或不满意对应到)既定的两个二级科学内，而再开设一个，例如“广播电视新闻学”；或勉强依附到一个二级学科内。原来本科有“出版”这个方向，因为学科带头人被学校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愤而退休，这个专业方向没有了；硕士层面，现在将“出版”放到了“传播学”内；而博士层面，又放到了“媒介经济”内，为了安置人。 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是从新闻学来的，新闻学是从报学来的，越向上追寻越狭小。传播学这个词，不过是因为外国有一个传播学理论，硬从词句上设计了一个与“新闻学”不同的“传播学”。而新闻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信息传播的一类，逻辑上应该是传播学下的一类信息传播类型。 我们的二级学科设置或各校后来的增设，基本依照媒介形态来划分。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的外在形态已经不重要了，它们不过是数字化媒体的不同表现和外型，没有本质的差别。然而，我们现在课堂上讲述的，仍然主要是单向传播的“大众传播”。 新媒体的兴起、讯息生产和传送成本大幅下降、传递速度的同步化、大量新闻素材由民众掌握、传统媒介经营困难、公民记者的出现、新一代人的媒介使用习惯转变——在种种现象之下，新的问题被提出： 什么是新闻? 谁是新闻工作者? 如何重新审视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 借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关于现代性的说法，传统的新闻传媒正由固态走向液态(流动状态)，即一种不停地随时间变形的、不稳定的状态。 新媒体技术已经穿透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认为，现在“大众自我传播” (Mass Self-Communication)已经流行。以往大众传媒承担的新闻传播，已由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固态转变为液态的、具有弹性的、个人化的及互动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