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山-公益性小额信贷亟需政策扶持.doc

杜晓山:公益性小额信贷亟需政策扶持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成云 近年来，“小额信贷”越来越频仍地出现在公共话语中，尤其在温州金融改革后，小额信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起。然而，据从事小额信贷理论与实践工作二十余年、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杜晓山介绍，如今遍地开花的小额信贷公司，与国际意义上为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有本质差别，他称后者为“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以扶贫为宗旨，商业化运作。 在我国，此类小额信贷至今未获得合法身份、得到政府支持，只能靠少数热心人士艰难支撑。虽然他从孟加拉引进格莱珉银行模式近20年，却仍然难以将其大范围推广，政策的支持是公益性小额信贷最大的瓶颈。他说，只要政府能制定相关法规，赋予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合法身份，并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的融资渠道，那么我国的小额信贷将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时代周报：你是中国引入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第一人，现在20年过去了，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在中国发展得如何？ 杜晓山：从一般意义上说，格莱珉小额信贷的理念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认可这种模式，但在实际运作上，严格按照或本土化借鉴格莱珉模式运作的小额信贷机构并不多。从更深层次上说，尤努斯教授和格莱珉小额信贷所倡导和践行的“穷人经济学”和“社会企业”的理念、理论和实践努力，在我国并未取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实践的则更少。 广义的小额信贷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福利主义的，即既服务于弱势群体又享受外部资助或补贴；第二类是公益性制度主义的，即以扶贫为宗旨、商业化运作，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只要能达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盈亏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即可，机构的可持续是为了帮助更多、更穷的人，格莱珉银行就是主要代表；第三类是商业性小额信贷，现在大量的小额信贷公司都属于这类性质，全国共有4800多家，贷款余额有两三千亿，规模比较大，此外，很多农信社、农商行、城商行都开有小额信贷业务。 狭义的小额信贷是尤努斯倡导的上述第二类组织，它特别强调不以盈利为目的，服务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同时组织上和财务上要自负盈亏，这种机构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两百家，而且规模相当有限。它们活跃在中西部贫困县，资产规模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个别的能达到一两千万元，但即使有一两千万元，和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比都很小。所以说，中国真正的公益性小额信贷发展得并不顺利。 时代周报：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取得了巨大成果，并成功移植到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竟会“水土不服”？ 杜晓山：之所以“水土不服”，有机构的内外双重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我国的政策法规，缺少对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支持。虽然2006年中央1号文件曾经提到，“支持鼓励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管理办法”，这其中的“社团法人”实际上就是公益性小贷机构，可能牵涉到的部门包括央行、银监会、农业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工商总局、税务总局等，但这些部门至今未制定具体条例。2008年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小额信贷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但那只是针对商业性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对公益性小额信贷并没有提及，或者说没有专门的针对性的政策。 从内部来讲，首当其冲的是资金问题，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都是自发成立的，它们可能得到过外部捐赠，包括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支持，但是这些支持不是永久性的，它们缺少制度性的融资渠道。其次是缺专业人才，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需要有相关知识背景和理念的人，但是现在大部分从业者，并不是金融业出身，专业知识很有限，他们只是模仿了格莱珉银行的一些做法，没有扎实的业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并没有给这类机构一个合法的身份，它们的前景和生存环境不明朗，所以即便有专业人才想要加入，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会犹豫不敢进。 所以，发展到现在，很多原来有热情的人流失了，或者是“为了自我的生存”，一些人的思想发生了偏差，更多地考虑商业化，而不是考虑弱势群体的金融要求，把放贷目标改为富人或者企业，去放大额贷款，他们认为这样成本更低，收益可能更高。但是实际上，如果管理水平不高，就会很容易出现金融风险，对过去小额贷款的管理要相对简单，而以原来的管理水平来管理大额贷款，很难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印度安得拉邦之所以出现小额信贷危机，就与过度商业化有关。 时代周报：实际上格莱珉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自负盈亏，不需要外界支持，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资金问题？这种模式没能得以推广，是否还是因为缺乏制度上的合法身份？ 杜晓山：格莱珉模式的确可以自负盈亏，但是小额信贷并不是针对小范围的个别农户，而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深度（即更穷的人），规模大就能让更多的人受益。比如，我们创办的4个县的扶贫社小额信贷项目全部贷款资金有1500多万元，一个县有三四千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