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宪政主张正途及歧变.doc

杨度宪政主张正途及歧变摘要：杨度一生以救国为己任。在救国的名义下，他曾肯定“骚动”的进步意义，表露出某种激进色彩。然而他并不赞成共和革命，而是主张通过君主立宪，为实现所谓“金铁主义”即打造经济军事强国提供制度保障。辛亥革命之前，这种不乏爱国真诚的宪政主张大体属于正途。辛亥革命之后，鉴于时局变动，他一度拥赞共和。但因固守其原有立场，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很快站到共和对立面，并以“君宪救国”为由，拥袁助袁，鼓吹帝制，从而导致其宪政主张与帝制主张趋同的歧变。 关键词：杨度；骚动；金铁主义；君主立宪 作者简介：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博士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刘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近代史上杨度被称为“宪政专家”，宪政救国是其曾经的政治追求。不过杨的宪政主张并不那么“单纯”，其中掺入了不少杂质，以致日后发生歧变。往昔学界对杨的宪政主张多采不承认主义，近些年来风气转向，杨又成了一名宪政主义者。其实情绪化的否定或者肯定都不可取，惟有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对杨的思想作动态、整体的考察，正视其所经历的正途和歧变，才有可能获得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一 杨度关注政治较早，但最初其兴趣不在宪政，他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并借着一些特定机缘走上追求宪政之路的。 大致说来，1906年之前的杨度是一位较为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杨度的爱国主义激情，凸显于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受甲午战败之刺激，国内涌起了要求变革的浪潮，一些人倾向于渐进式改革，一些人主张激进式革命。杨度没有加入革命阵营，但其立场和思想却与革命相近。他开始对国内政局表示不满，不时以诗“刺时”；对“东夷犯顺，挫我徂旅，侵暴关海”等列强侵华事件导致的“时危””，他忧心忡忡，并迁怒于腐败无能的朝廷，断定其“王气”已经“黯然”，有如“斜阳”下的“衰草”。由于对朝廷已经失望，同时出于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探求有效的“夷务应付之方” 20世纪初年，杨度先后两次留学日本，第一次历时半年，第二次历时四年。这期间，杨度参与了中国留日学生团体的爱国活动，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有过交往，阅读了一些近代西方启蒙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了新变化，其激进程度有所加强。他曾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西方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采取的所谓保全主义的侵华政策，指出其实质在于无形之瓜分；并作《湖南少年歌》激励湘人，要他们学习当年德国的普鲁士人和希腊的斯巴达人，“尽作国民兵”，以敢于赴死的英雄气慨挺身而出，“先救湖南后全国，破釜沉舟期一战”，而他自己则愿充当一名“旗下卒”，在前方冲锋陷阵。 同时，杨度对于腐败落后的清朝统治给予了更多的批评和揭露，明确肯定激进主义或骚动主义的革新之道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他在一次与自己的日本老师(嘉纳治五郎)的辩论中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首先为骚动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指出，骚动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若以此而促文明，则并不得尽谓之为流弊，即谓之为大利，亦无不可”。历史上，骚动曾多次扮演过正面角色，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立过大功劳。“数千年之欧洲，不闻以和平进步，必待近百余年来法国大革命之后，生出全欧革命，经一大骚动，而后骤进于文明；数千年之日本不闻以和平进步，必待近三十年来倾幕之兵，立宪之党，一大骚动，而后骤进于文明”，就是例证。由此看来，“骚动者所以促文明之进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进步者也。”谈到中国历史和现状，他认为真可谓百弊丛生。“敝国之官吏，虽不必谓其绝无贤者，然各为其私，以利相市”，“除保全爵位以外，不知其他，时或办一二事，亦皆为其爵禄上之关系”，全“无心为国家办实事，为国民谋公益”。又，“敝国政事专以防弊为主，此其所以弱也，今又以此为教，而惟民气发扬之是虑”，致学术无由发达。在他看来，欲谋国家之进步，必须“取数千年之锢蔽，一洗而空之”，亦即来一次大骚动。与其“租平而不进步，不如骚动而进步”。另外，骚动也为今日避免列强进一步干涉中国所必需。他说：中国眼下正处列强“环逼”之“至危极急”之形势，和平主义已无力应对。若一味主张和平，不仅不能求得苟安，还会导致“国事之日坏”，且促使列强进一步干涉并利用傀儡“以夺我国民之权利”之后果；而要想“于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即采骚动。他告诫国人：“为国如此，即不骚动，亦岂有不亡之理耶?故予以为他日者，若以国民之进步得独立而自存，当亦由骚动而来，即令事不能成，而或摧于内，或压于外，亦不过归于亡国而已，别无他患也。然与其亡于此，无宁亡于彼，故知此者必不以外人干与为虑也”。 杨度站在进步主义立场上肯定骚动的历史作用，鼓励国人以骚动求进步求独立求自存，这种颇为激进的言论和主张，是他在清末民族危机及其引发的政治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就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