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pdf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 ——基于CGSS2010 的定量研究 谢秋山 陈世香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 原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 【摘要】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 会综合调查2010 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 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 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 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 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关键词】抗争性利益表达；政治参与；“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政治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C939 ；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 （2014 ）03-0088-09 收稿日期：2014 －05 －16 作者简介：谢秋山（1981- ），男，内蒙古赤峰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地方公共服务创新和公共治理；陈世香（1973- ），男，湖北鄂州人，博士，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行政管理系主任，地方公共服务创新研究 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价值和地方公共服务创新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行政价值理论建构及其在中国应用研究” （08CZZ012 ）；湖北省软科学研究专项计划项目“中国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研究” （2011DHA012 ）和武汉大学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研究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5 年来，中国成功从一个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型为一个经济持续发展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方面，经济体制转型间接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民主和公民身份 意识，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经济体制转型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极大的 挑战，特别是受地方政府治理理念落后和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 不断出现。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尤其是那些群体性抗争事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造 成严重冲击，也不利于“稳定政治”的实现。那么，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发生的机制为何？ 具体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人们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很好的回答。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更好地辨识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的发生机制，有利于“维稳”政 治的实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检验和确认 可能影响人们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因素，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特有政治环境下抗 争性政治发生的逻辑，识别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中国元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鉴于此， 本文将抛砖引玉，主要从政治效能感角度，探讨国内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的发生逻辑。 同时，基于与已有研究成果相对话的目的，在本文中，我们还把“央强地弱”政治信任 结构，或者说“央地政治信任差距”作为另外一个重要自变量加以考察。所谓“央地政治信 任差距”就是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任差距。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 按照中国政府结构的划分，地方政府分为4 级，即省级政府、地区级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 级政府，但本文中基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地方政府指称的是乡镇级政府。 二、已有研究的批判性回顾 （一）抗争性利益表达相关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从属于抗争性政治的范畴，考察抗争性利益表达离不开抗争性政治的分 析框架。自从查尔斯·梯利（Tilly ，1978）在他的开创性研究中正式提出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文本以后，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抗争性政治这一概念，并在抗争性政 治的框架下考察各种社会问题（Aminzade ，Goldstoneand Elizabeth，2001；Sidney ，2008； Devlin and Nonita，2008；Leitner，Sheppard and Sziarto，2008；Auyero ，Lapegna and Poma， 2009；Diez，2010；彭正德，2009；潘泽泉和陈友乾，2009；于建嵘，2004 ）。 作为“稳定政治”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