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包晓光.docxVIP

世界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以首都城乡结合部为研究案例包晓光引言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谈到城市、文明、文化三者的关系时，曾经说：“文明就是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定义为一种聚居点，其中许多（更确切地说，多数）居民不从事食物的生产。一种文明则是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城市的文化。”作为对现代都市的界定，菲利普·巴格比的观点未免失之简约，但是，它却十分准确地指出了都市最基本、最素朴的特征：聚居、文化与文明。文明与文化，一体两面，密不可分。“体”是实体，是城市本身。形形色色的人群大规模地趋附、聚集、聚居于某地，其中的许多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却衣食无忧。依赖于某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趋附于此。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城市化进程。“文明是文化的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而文化则是文明的不可测量难以表述的精神虚体方面。”在物质实体方面，不同的人类文明阶段和文明形态，有不同的都市文明。比如农业社会中的都市文明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都市文明，工业化时期的都市文明不同于后工业时代的都市文明。主导都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性的主要动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不同的都市文明总是集中呈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状况和水平。文化作为“精神虚体”，是文明的“有意味的形式”。“意味”的千差万别，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多彩。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可以对文化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做出不同的解读，将特定文化形态区分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族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文化，甚至将特定文化形态区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健康的文化和不健康的文化、少数人的文化和多数人的文化等等。这些区分不管正确与否，均指明一个基本事实：文化的主体是人，正是人创造了文化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因此，改变一种文化的形式，更新它的结构与功能，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都是对人的主体的变革，是对人的本身的建设。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都市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应当确认如下基本点：首先，都市依赖于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与之相适应的都市文明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同样，尽管文化体系相对轻灵、超越，但如果离开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体系的变革就失去了最深厚的根基而难乎为继。其次，文化建设与变革文化体系的需要，实际上反映着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内在要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总是要求拥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新的文化表达。第三，在虚拟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实体经济仍然构成都市生活最深厚最坚实的基础，实体经济的性质、状况、水平如何，在根本上决定着都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形态。不顾实体经济的性质、实际状况与特点，一味片面强调“虚体”建设，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第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必然联系还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与作用方面。虚拟经济如果过分自我膨胀，必然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一个城市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创意经济在内的虚体经济，要同时考虑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如果把发展虚体经济作为主要目标，必然要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付出机会成本。这意味着该城市在交换必需的实体经济产品的时候，要按更高的价格支付。现代城市的管理者知道，要使自己的城市更加具有魅力，就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方面齐头并进地发展。一个城市如果把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发展的中心，就要调整实体经济结构，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和搬迁。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个城市不需要实体经济，除离不开实体经济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之外，一个有魅力和活力的都市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对它的需要，应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暴露出的问题也令人忧虑。这些问题一方面包括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劳动力结构性失调、人口质量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差距巨大等等。另一方面则包括虚体经济的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不成熟和非理性、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文化经济的不平衡和低劣化等等。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虽然速度很快，质量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在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问题的同时，我们尤为关注都市文化生态问题。都市文化生态是人在都市文明中的生存状态，体现着人与都市文明的关系。人如何占有都市文明成果、如何享用都市文明成果、如何创造都市文明成果、在都市文明体系中处在何种地位，决定着他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水平。对都市文化生存状态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都市的发展与建设达到文化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