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艺术学院蔡显良.PPTVIP

第一节 书画家印章 印章是各种文件上的证明物，是取信于人的重要证明。书画家在作书画后，除了签名外还要加钤印章，以表示该书画确为自己所作。由于印章质地比较坚固，书画家的印章可以延续使用若干年，因此，用印章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印章也还有不足为据的方面，因为印章坚固耐久，书画家死后，印章可能仍然存在，后人就有可能用这些印章来作假。因此，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辅助依据。 各个时代印章的特点是不相同的，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以从印章的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分辨出来。可以肯定，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和画都无印记，印记是用来盖封泥的。唐代只见法书上有印，绘画上目前还尚未见到，如孙过庭《书谱序》末行“写记”二字上钤有一方印，惜已模糊难辩，不知是否即孙氏自用印。 孙过庭 《书谱》 宋代书画上用印比唐代要多一些，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构、吴琚、赵孟坚等人的法书上都有印。绘画上则郭熙、文同、赵令穰、杨无咎、郑思肖、赵孟坚等都有印，元明以来书画上大都有印，但倪瓒中年以后的作品，都无印记，只在《陆继善摹移帖跋》（四十二岁作）和设色《水竹居图》（四十三岁作）、《小山竹树图》上见过几方。明董其昌画有钤、也有不钤的，据说凡是他的得意之笔都无印记。  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或水印。清代翁方纲研究过元代赵孟頫的印章，他在《唐临右军二帖》题跋中说：“每观赵文敏真迹，必验其印，此‘赵氏子昂’红文铜印，其上边不甚平正，‘子’字篆刻圈之顶，其靠上铜边，偏左偏右，皆有微凹入内之痕，方为真者。以此鉴定赵迹，万无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圈上顶边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处上平未凹者。钢质用久则渐凹，此前数年之迹也。” 翁氏的观察是比较正确的，但对具体的时间未说清楚。赵孟頫《人骑图》卷为大德三年作，“赵氏子昂”印上边平正未凹，陈琳《溪凫图》轴为赵孟頫大德五年书题，‘赵氏子昂’印上边未凹，赵孟頫《水村图》卷为大德六年十一月作，“赵氏子昂”印“子”字上边偏右已凹。由此看来，“赵氏子昂”印“子”字上边的凹曲当发生在大德五年以后，大德六年十一月以前，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从赵氏真迹上看到的情况。 自元代王冕开始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了。明代早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划略粗一点，俗称“锤头式。”例如沈度永乐十六年写的《敬斋箴》，“沈民则”白文方印、“玉堂学士”白文方印,是采用这种锤头式篆文的。这种形式的篆文风格，体现了明代初期印章篆文的特点。宋元时期的印章，就没有这种形式的篆文，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形式、这种风格的篆文印章也消失了。 在印章内容方面明代也比前代有新的发展。自明初开始，在文人书画上，除姓名字号印章外，闲章逐渐增多，如王绂的“游戏翰墨”、姚绶的“紫霞碧月翁”鼎形印，中期文徵明的“停云馆”、“唐寅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南京解元”等等。 引人注目的是宫廷绘画中某些专业画家，在文人书画家的影响下，也纷纷以文墨风雅相尚。他们不仅在文学、书法方面有相当的修养，且对印章的使用，尤其是闲章的镌刻都十分重视。如边景昭的闲章有“怡情动植”、“多识于草木鸟兽”，戴进的“竹雪书房” 等等。 有些作者印章，镌刻上宫廷供奉的职衔或是其它文字内容，可以了解作者的身份地位。如石锐的“锦衣镇抚”印，周全的“指挥使周全图书”，刘俊的“锦衣都指挥”等。明代皇帝也经常御赐臣工们的图书印记，如弘治时踢吴伟“画状元”印，孝宗时称钟钦礼为“天下老神仙”，钟于是把这句话刻成闲章。正德时赐朱瑞图书印记日“一樵”，朱遂自号一樵。以上种种情况在宫廷流行，蔚然成风，形成了明代书画家印记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清初宫廷画家蒋廷锡工书善画，是清代康熙、雍正间著名的花鸟画家。在《古书画伪讹鉴考》一书中，徐先生对蒋廷锡作品的代笔情况有更详尽的分析：“工画花卉翎毛，大都出于他人代作。亲笔画水墨苍楚，自云用朱文‘漱玉’二字圆印为别（应指中年以后）”，即没有这方印的大多为代笔或伪作；又说“所见落‘臣’字款的，几乎无一不是代笔”，还转述《读画辑略》蒋传中的话说：“其极品者皆写意之作，以墨为之。图章用葫芦式‘生机’二字、圆印‘漱玉’二字，以特识之。” 乾隆时的著名书法家刘墉，求书者众，便由姨太太代笔应酬，书风十分相似，唯姨太太的代笔作品上，一般都钤有一枚“飞腾倚丽”朱文方印。 清代方士庶是“娄东派”卓有成就的名家。能诗善画，笔墨敏洁灵秀，气势跌宕飞动，谓为王原祁后山水第一。其得意之作，皆钤“偶然拾得”小墨印。 同治元年，太平军攻克绍兴，赵之谦家因战火被焚，亲友亦遭杀戮。妻范敬玉携女避难至母家，不久年仅一岁多的幼女夭折，范敬玉肝肠寸断，不久病殁于绍兴娘家，年仅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