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文字学教材.doc

古文字学纲要（修订） 序 古文字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高等学校开设“古文字学”课程，却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 1934至1935年，唐兰先生第一个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课，所著《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为古文字研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古文字学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唐先生在“自叙”中写道：“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的研究是分开的，文字学既因语言音韵学的独立而奄奄待尽，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没有理论和方法，是非漫无标准而不能进步。”唐先生认为，要打通这一层隔阂，就必须把自己所持的理论和所使用的方法写出来，和学者们共同讨论，才能使古文字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 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确有两大功劳：一是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来改造传统文字学，使文字学因注入新的理论和新的材料而获得生机；二是把当时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上升到理论来总结研究，第一次把偏旁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作为方法论的原则提出来，使古文字学摆脱了猜谜、射覆的习气，而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基础上。所以，《古文字学导论》一直成为大学里讲授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的主要教材，绝非偶然。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古文字学导论》仅仅是唐兰先生计划“唐氏七书”中的一种，书中对于古文字学的许多重要原理，只有提纲挈领的论述，缺乏具体材料的诠释和说明，初学者难以掌握。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已发展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传统文字学由于吸收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古文字学的成果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古文字学也因综合运用多种学科（如语言文字学、历史考古学、文献考据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并广泛吸收这些学科的成就而发展成为多科性的边缘学科。在这种情势下，唐兰先生“导论”式的教材已渐渐地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197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明先生编著的《古文字学讲义》一度在高等院校中广为流传，一些高校的部分专业还直接采用高先生的《讲义》为教材。《讲义》包括理论、字表和专题三部分。“理论”方面对唐先生的《导论》有所发挥；分栏式的“字表”则是《讲义》的特色，通过分栏字表来学习古文字的基本字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字表”后来扩充为《古文字类编》，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专题”着重介绍甲骨文和金文有代表性的原材料。实践证明，用《讲义》来培养和训练考古专业的学生，提高他们辨识古文字材料的能力是比较成功的，但对中文专业来说就不完全适用，例如《讲义》中过多地介绍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常识，就跟中文系相关课程重复太多。从形势发展看，编撰一部适应面较广，可供文科有关专业通用的古文字教科书是很有必要的。 八十年代初，陈炜湛同志负责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后归入人类学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古文字学”选修课，即针对两系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着手编写适合两系教学需要的古文字学讲稿。随后，陈炜湛同志和唐钰明同志分别担任中文系和人类学系的“古文字学”课的教学工作，他们在古文字学讲稿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合作编成一部简明实用的讲义，并于1984年由中山大学教材科油印出版，名为《古文字学纲要》。《纲要》在中文系和人类学系试用，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尤其在激发学生学习古文字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有较明显的效果。1985年，国家教委下达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我校古文字学研究室承担编写“中国古文字学”的任务，由曾宪通、张振林、孙稚雏、陈炜湛四位同志担任主编。由于曾、张、孙三同志手头还有别的工作，短期内无法专注于此，而陈炜湛同志与唐钰明同志合编的“古文字学”教材已在教学中试用，效果亦佳，故主编人一致决定以陈、唐二位编著的《古文字学纲要》为基础，责成编著者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以发展成为正式的文科教材。 1985年10月间，中山大学古文字学教研室获得以杨振宁博士为基金会主席的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资助，邀请国内在古文字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经验丰富、成绩卓著的部分学者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古文字学研讨会，会间曾就高校古文字学的教学工作交流了情况和经验，着重讨论古文字学教材编写的有关问题，并对陈、唐二位的《纲要》提出修改的意见。这次研讨会是建国以来首次就古文字学教材进行专门探讨的学术活动，与会者毫无保留地畅谈了自己从事古文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心得和体会，讨论十分热烈。解放以来，由于地下古文字资料大批涌现，许多学者都致力于解决新材料提出的新问题，无暇顾及综合性方面的研究，以致概论性、通论性的古文字学著作和教材都异常缺乏。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国的古文字研究虽然有着丰富的实践，但对于古文字学领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还研究得不够充分，学术界一时还不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根据这种情况，大家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