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董事与公司治理ppt.pptVIP

FAM_CEO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创始人的家族成员担任CEO时给公司价值带来负向影响。这也印证了Villalonga and Amit(2006)和Pérez-González(2006)的“家族成员继承担任CEO有损公司价值”的观点。 虽然未在文章中展示相应结果，但是当作者将“创始人担任公司CEO”或“担任公司董事”合在一起当做“创始人积极参与公司经营”时，仍然发现创始人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印证了Fahlenbrach(2009)和Adams, Almeida and Ferreira(2009)的结论，他们也未对创始人担任CEO还是担任董事作区分。 接下来通过检验创始人担任公司董事与CEO薪金、CEO更替以及公司的并购决策之间的关系来寻找造成创始人与公司价值正向关系的影响途径(channel)。 创始人董事与CEO的薪金绩效敏感度CEO pay-for-performance sensitivity in founder-director firms 模型的理论基础—— 学者们对创始人董事与CEO的薪金绩效敏感度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负向关系——高额的薪金激励(high-powered incentives)促使经理采取不可观测的方式来最大化企业利润。但是，创始人董事比普通董事更了解企业，他们在评价经理行为时不仅仅依靠企业的业绩。所以，在创始人担任董事的企业中经理的薪金绩效敏感度要低。 正向关系——高额的薪金激励(high-powered compensation contracts)仍能激发粉饰业绩的行为(the incentive to falsify performance)，在这种粉饰行为难以被发现的情况下会更强(Shleifer and Vishny,1997; Bergstresser and Philippon,2006)。并且董事会在有能力阻止或者检测经理粉饰操作(manipulation)的情况下也更乐意给经理提供股权激励(the equity-based compensation)。从而，在此情况下，如果创始人董事能够提供更好的监控，CEO的薪金业绩敏感度会更高。 模型解释—— β2代表了经理的薪金业绩敏感度，即公司市值变动一单位时CEO的总薪酬(the CEO’s firm-related wealth)变动β2个单位(Jensen, and Murphy,1990; Hall and Leibman,1998)。 以前的学者发现CEO年龄(Gibbons and Murphy,1992)、公司规模(Baker and Hall,2000; Core and Guay,2001)、股东收益波动(Aggarwal and Samwick,1999b)会影响PPS，所以作者将其列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 模型回归技术—— 中位数回归法(the median regression technique)。因为学者们指出一些CEO由于持有大量公司股票(如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们的总薪金易受外界环境影响,使得他们的PPS估计值受限于外界环境(Hall and Leibman,1998; Aggarwal and Samwick,1999a,1999b)，而中位数不太受极值影响，比均值更能体现集中趋势。所以选择中位数回归法。 作者在1%和99%的水平上控制了极值后，也用OLS回归方法，遵循Hall and Leibman(1998)的稳定回归步骤(the robust regression procedure)重新估计了变量系数，得到的结果一致。但这部分结果未在文章中展示。 模型回归结果解释——为了便于解释所有系数都扩大了1000倍。 由DMKTVAL系数可知，公司市值增长(下降)1000美元，CEO的总薪金就增长(下降)20.73美元。 FDIR*DMKTVAL显著正相关，说明创始人担任公司董事时CEO的薪金绩效敏感度高。即创始人担任董事的公司市值增加1000美元，CEO的薪金就增长2.24美元。为了进行比较，作者发现样本中创始人已退出的公司市值增加1000美元时，其CEO的总薪金增加5.20美元。说明两者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FCEO*DMKTVAL和FAM_CEO*DMKTVAL的系数分别为3.44和5.44，且统计显著。这种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归功于其所持有的大量股份。上表的结果是包含了控制变量CEO的持股比例(CEO_OWN)后的结果。CEO_OWN和PPS存在内在的相关性(be mechanically correlated)。当将CEO_OWN剔除后重新回归时结论依然保持一致。 PAST_CEO*DMKTVAL和HI_PASTCEO_HOLD*DMKTVAL统计显著，是衡量 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