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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史学 ;一、顾炎武与《日知录》 （一）生平简介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明崇祯十二年（1639），27岁的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经生之寡术”，放弃科场进取，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倾力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纂辑，共成40余帙。明亡家破后，他参加了苏州、昆山的抗清战争。; 顺治十四年（1657），他只身北游，足迹大河南北、太行、关中各地，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广交豪杰，一边游历，一边著述，“身涉万里，名满天下”。50岁以后笃志经史。 顾炎武于经史、舆地、金石、音韵、诗文均有深湛的造诣，一生著述繁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为其早年著作，《日知录》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述。 1682年2月15日（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病逝。 ;（二）《日知录》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 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二、顾炎武治史特点 1、以“引古筹今”为治史之旨，特别注重总结历史兴亡得失，考察历代治世通鉴。对于历代江山兴衰之由、各朝政理成败之因，他从官方吏治、法制人材、财用赋税、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一一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广博的考辨，所论所析，无不体现了其“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治史宗旨。 2、讲求经世致用，从《日知录》的具体内容中，也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偏重于记载颇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经济、风俗、学术文化等历史问题。身处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深感明中后期以来文人空言误国的弊病，对一味奢谈心性的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此，虽然《日知录》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但总地来说，主要是政治、经济、风俗、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要点，一来要抓历史的重要问题，二来便于表达经世思想。如谈政治问题时说：“人主之所患，莫大于唯言而莫予违。” 这就是针砭封建君主专制问题。; 3、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广泛搜寻史料，还特别注重实际考察与调查，以考辨史料的正确与否。 炎武治史注重证据，正如梁启超对他的评价那样：“论一件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他搜集的史料范围极广，举凡经史子集、章奏文册、笔记杂录、方志谱牒、文物古迹、金石碑刻、遗闻逸事、民俗传说等等，无不涉取利用。这从《日知录》广博的内容以及翔实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顾炎武的历史考据，能广泛地搜寻史料，能广泛地涉猎古今历史，贯通百家。在治史过程中，对于人物事迹、地方沿革、时事态势、礼制职官、国典朝章、掌故文博、学术道义等诸多问题进行考证。他平日手不释卷，并且勤于抄书，“有所得辄记之”，史籍所记载的，有信史，有野史，有传说，而某些历史的真伪，往往在它们之间。顾炎武对此一一进行考证。历史事实纷繁复杂，史书中错误记载颇多，顾炎武对于此类问题，旁征博引，严加辨明。; 4、十分注重实地考察与调查。为了取得书本以外的实证资料，顾炎武踏遍青山，足迹遍及北方各省。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顾炎武“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因此，《日知录》中的有些论据与材料，不是本之书本，而是调查所得。如《河渠》条说：“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尽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因为是亲历其境调查，所以才能言之如此之凿凿。; 5、卓越的“史识” 顾炎武在治史上的卓越识见，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上。一个人的世界观，他在哲学上的观点立场，总是牵引这个人生平一切活动的总枢纽，不管这个人在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