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飞依法治国思想.doc

浅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好利”说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利欲之心。” 他以人的生理需求为根据认为自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性好利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是利益的结合。韩非子的人性好利说以“利”为出发点，以“得到利益”为最终的归宿，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思想均是出于“人性好利”说。从“人性好利”观念出发，韩非子认为，一方面人是自私自利的，本性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利益的驱使。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如夫妻、父兄、侍从以及君臣之间，都是凭利益关系的驱使来保持的，这也是人与人交往当中最为危险的几种社会关系，由于人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的，这势必导致各自社会身份的不纯粹性。他与儒家学说突出人性本善、和谐相处之道有所不同，而是一针见血刻画出私有社会条件下人性趋利的本质，说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只有明白这点，君主在建立国家政权和构建社会制度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既有求利的本性，就会趋利避害，体现在人性上就是畏惧错误，害怕被惩罚，称其“夫严刑罚者，民之所畏也”，这种观点随后成为其法家思想的根基。既然人性趋利避害，那么，人就会畏惧法律，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所以要将“法治”推行到国家治理中，非常时期必需严法，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很多法家学说及治国方法，又将其总结与升华，使之更能与当时秦国的社会相融合，为秦国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与其“人性好利”说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战国时期的国家社会缺乏中央集权制，人口等流动性太大，文化也多元化，思想与思想的碰撞空前旺盛，追求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个性存在成风，韩非子的学说正符合这种思潮的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是符合统治阶级对政权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威的体现，所以其对道德的理解、发扬，正是为了迎合他后来的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对法治的推崇更是有着绝对的实践价值。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不仅吸收了儒家有关礼仪、道德的相关概念，也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法治思想的理论框架。韩非的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 （一）实行“法治”必须“以法为本”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和前期法家一样，也认为首先必须有“法”。他说：“法者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因而他主张明法，要求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在此基础上，他既反对法外行仁，又反对“释法任私”。他甚至赞同商戟的观点，要求统一思想和实行文化专制，禁止一切有俘于法令的思想、言论。韩非曾设想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法治国”的理境界：“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是故无事则富国......”，为了达到这个境界，他认为要制定成文法予以公布，作为衡量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成文法颁布后，要贯彻执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赏罚。他基本上沿袭了商鞔主张的“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和“以刑去刑”的观点，并加以充实和发展。在他看来，并非重刑伤民，反而是轻刑伤民，因为“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可见，韩非与商鞅一样，都是将法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以法为本也是体现法治的保证。 （二）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为了贯彻法令和行赏施罚，就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韩非发展了慎到的“势治”理论，强调君主必须“擅势”，必须集权于一身。他认为“势重者，人主之渊也，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他一再强调君主不可与臣下“共权”，这和慎到虽重势但又主张限制君权的思想有所不同。韩非有其注重“法、势”结合的“抱法处势”，称它为“人为之势”，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把国家处理好，而不必等待所谓“贤人”。 （三） “法”与“术”结合 在“法”、“势”、“术”之结合中，韩非更多的谈到“法”与“术”的结合。他认为，君主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和使臣下奉公守法以实行“法治”，就必须有一套驾驳臣下的“术”，使“法”、“术”紧密结合。他指出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就是“徒法而无术”。韩非把申不害的“术”做了进一步发挥。第一，必须根据才能来任命官吏，然后使用“循名责实”的方法来考察臣下是否忠于职守和遵循法令，通过各种考核，君主便可运用自己掌握的赏罚大权对名实相符者行赏，对名实不符合者施罚。第二，君主要善于运用“术”，而且要运用不同的权术来驾驳臣下，但是也不能释法而亦用其术，否则就失去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进行赏罚的依据。由上可见，韩非是在吸收、继承和批判前期法家思想以及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简历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