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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人类学探索［摘要］在西方，阿瑟Arthur Waley）的译本在《诗经》的7个英语全译本中，是视野较为独特而影响较大的，在世界上几乎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齐名，在我国翻译界也被誉为《诗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韦利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在翻译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故诸多译文读起来颇有新意。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使得他对部分诗篇内容过于穿凿，致使不少译文出现了失误。这种现象很有翻译学意义。 ［关键词］韦利；文化人类学视角；《诗经》翻译；误译 ［中图分类号］I210．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104-06 一、引言 在从事《诗经》英文翻译的英美人中，韦利（Arthur Waley）虽然从时间上算不上是先驱，但从成就上论，却是世所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韦利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汉学家， 1913年开始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学，1917年翻译出版了《中国诗歌170首》。20世纪30年代起，他陆续翻译出版了《诗经》（1937年）、《论语》（1938年）等中国经典。韦利在《诗经》翻译过程中大量参考了同时代的《诗经》研究和西方人类学著作，并直接得到了德国格廷根（Gottingen）汉学院古斯塔福Gustav Haloun）院长的指导和帮助。哈朗院长把汉学院图书馆的汉语图书资料全部借给他，其中包括郭沫若的著作，以及当时的《天下》杂志等。另外，汉学资料中还有《汉学界》（Academia Sinica）、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著作，以及其他大量人类学和民俗学论著，如美国人类学杂志《美国人类学家》、《英国民间歌舞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English Folk Dance and Song Society）等［1］22。 由于受到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韦利在翻译过程中对《诗经》作了十分有见地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其中大部分与我国当代《诗经》学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如韦利将305篇诗重新分为17类，包括爱情诗69篇，婚姻诗47篇，勇士与战争诗36篇，农事诗10篇，祝祷诗14篇，欢迎诗12篇，宴饮诗5篇，家族宴饮诗5篇，祭祀诗6篇，歌舞诗9篇，宫廷诗24篇，宫廷传奇诗18篇，建筑诗2篇，田猎诗5篇，友谊诗3篇，道德诗6篇，哀怨诗19篇。而我国当代《诗经》学也把《诗经》分为大约10类来进行研究，绝大多数分类就包含在韦利的17类当中。然而，虽然韦利的探索是十分严肃的，但由于他有时把诗篇的内容从其所析出的社会历史中剥离出来并加以泛化，所以不少译诗的内容出现了内部逻辑矛盾。因此，韦利的探索有时却恰恰成了他译作中的缺失。 二、译诗中的贵族田猎生活 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诗经》不仅是反映民风民俗的民歌，而且还是记录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文献。韦利对《诗经》的认识就是如此。从内容上看，《诗经》中有不少诗与田猎有关。韦利按照他的观点把其中5首划为“田猎诗”一类，它们是《卢令》、《伐檀》、《驷?》、《车攻》、《吉日》。韦利认为，中国像英国一样，社会分为两个阶层，其中绅士阶层在农业开始以后继续从事狩猎活动或作骑士（knight），其职责是保证封地适时耕种，但自己却并不必躬身下地劳动［2］。韦利脱开了阶级观点，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观察，当时贵族狩猎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尽管在现在来看并不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却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历程。由于被赋予了人类文化进步的意义，《卢令》、《伐檀》、《驷?》、《车攻》、《吉日》等诗篇不但不是描写奴隶主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诗，而是标志着人类进步的诗，诗中的场面也颇富美感。如《驷?》中，狩猎的阵容整齐浩大，十分壮观： 驷孔阜，六辔在手。 公之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 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 车鸾镳，载猃歇骄。 His team of darkies pull well， The six reins in his hand. The dukes well-loved son， Follows his father to the hunt． Lusty that old stag， That stag so tall． The duke says：“on your left!” He lets fly， and makes his hit． They hold procession through the northern park， Those teams so well 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