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应以坚定支持经济增长为短期目标.doc

货币政策应以坚定支持经济增长为短期目标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出现新的变化，从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4月份数据看，中国经济正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CPI同比上升3.4%，但工业增加值只达9.3%，PPT下降0.7%，税收增幅急速下降仅为2.6%，人民币贷款新增6818亿，M2同比增长仅为12.8%，社会融资规模同期减少了4077亿元，外贸出口下降了4个百分点，进口下降了5个百分点，中国已经出现了外需萎缩、内需不振的新情况。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大国来说，经济增速保持在8%左右是平衡经济、社会、政治矛盾的最好手段，一旦经济增速低于7%，方方面面的矛盾都会激化。经济保持一个有持续支撑能力的不太低的增长速度，实现充分就业，城乡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国家财政有充裕的收入来源，城乡矛盾、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矛盾都会大大缓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中国始终保持政通人和政治局面的最大秘诀。每当通胀压力加大时我们都能看到经济学界和民间的一些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之士谴责中国经济增速过快并提出可以大幅降低经济增速的观点时，我觉得这些人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式的乱发议论，虽能得到坊间舆论支持却常常有误国嫌疑。 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1）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彻底结束，全球经济并没有出现一些人醉心宣传的所谓“V”字形反转，相反，在美日经济仍然回升乏力的同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拖累因素。这个国际背景提醒我们：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都应当以提振内需为经济引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那种以外需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主力的好日子已渐渐远去了。 （2）近三年来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政策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资金限制政策使得拉动经济的第二驾马车“投资”严重受挫，中国经济体系目前还没有生成能对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大幅下降产生足够抵补能力的新投资因素。即便遏制房地产泡沫的方针完全正确，但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投融资支持我们是否已到了应当重新思考的时候？ （3）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就提出将提振消费需求作为下一个五年的经济政策着眼点，但在近一年半的实践中我们业已看到，中国的消费需求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很难担当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重任，这不仅由于消费需求受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这个硬性条件的限制，还由于中国消费需求扩张的软环境条件仍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与刺激消费需求配套的政策尚有许多缺项。 （4）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培育一个长期有效的内生动力机制，但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都存在明显的政府依赖倾向，政府不仅主导改革还主导发展，而且，我们这里所说的政府也不是上下统一的铁板一块。在中国，政府实际上可以一分为三，除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两条板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权力极大的条条式政府即中央的各部委。从理论上说，它们属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上它们同国务院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又有明显责、权、利区别。多年来，我们业已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几乎在每个时期都能做出英明决策，但如没有各部委的及时恰当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建议”等等就会常常变成一纸空文。我们常常看到的景象是：发改委舍不得放权、财政部舍不得出钱、其他部委则个个“守权不流”以保持和扩大审批监管权为主要行为特色，30多年来，部委这个条条政府始终末大不掉，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内伤。 （5）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中国的中央银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当局却也常常处于瞻前顾后动辄得咎的境地。通胀高了经济热了，人们说是央行货币超发使然，经济凉了通缩苗头出现了，人们也要自然想到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存在某些不当之处。这些都属正常状况，因为中国经济本质上已成货币经济金融主导型经济，不论发改委财政部的官员如何自我感觉良好，中国宏观经济出了状况时，只有中央银行手中的货币政策最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篮子中的可选择余地最大。4月份的数据不太美妙，我们是否也应该在货币政策方面作某些检讨呢？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需改进之处主要有三：第一是透明度不够，举例来说，我们的那个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在2011年它的实质内容是紧缩，2012年还是这个“稳健货币政策”，但存准率已降了三次且仍有若个次调降可期，也就是说，在稳健名义下行松动之实。紧就是紧，松就是松，你就明说得了；第二是前瞻性不够，2008年大半年时间紧缩，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发生了也没有向中央示警。2008年年底突然放松，2009年就大松，2011年全年紧，2012年一季度还是偏紧，但4月份的数据我相信也会出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预料，看来见事太迟已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老毛病；第三是执行方式不当，中央银行的各分支机构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以行政性的指标管理为主要行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