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易之-对传统常怀敬畏之心.doc

赵易之:对传统常怀敬畏之心赵易之的“抱雅斋”藏在京郊石景山某艺术区的一隅，空间不大，却也宽敞，正是他终日笔耕的所在。 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他“身体的延伸”，除了一扇门，其他的三面墙壁全部被他自己的书法作品给遮住了。这里是他的“藏经阁”，也是他的精神寄托。终日在此流连的，除了他的朋友、“粉丝”，还有那些慕名前来求字的顾客。 赵易之写字极用心，又极易动情。他常说，写字就像唱歌，讲究韵律，又如跳舞，讲究拍节，要有情感，方能有佳作。每次写字，他总是纵身其间，用心揣摩每一个字背后的意思，一下笔便全神贯注，须臾入定了，甚至旁边有人围观也全然不知。兴致起时，他还会以酒助兴，且饮且书，斗酒书百篇。 此刻，他正俯身写作的是他所钟爱的经典名篇――《前赤壁赋》。“苏轼真是太伟大了！”他说，“这短短的几百字传达出了多么丰富的情感啊！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最喜思接千里，神交古人。” “士大夫”情结 赵易之祖籍浙江，出生于北京，按照族谱上的记载，他这一脉都是北宋皇室的后裔。宋室南迁以后，他的祖先从中原地区来到了浙江，最后定居在了绍兴。南宋灭亡以后，族人沦为平民，世居江南，以诗书传家。 清朝末年，他的曾祖父考中了功名进京做官，于是举家北迁来到了北京。祖父这一代仍是文官，曾在直隶（今河北省）涞水县做过一任知县，至今赵家在涞水县城仍有一处宅院。及至民国，国难日亟，自幼饱读诗书的父亲投笔从戎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 抗战时期，他的父亲曾任第十二战区的后勤部支部长，与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私交颇深。抗战结束以后，第十二战区原建制地变成了“华北剿总”，他的父亲又担任“华北剿总”的后勤总监，仍在傅作义手下任职。 赵易之出生的时候，正值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当时已是国军中将军衔的父亲因难舍在大陆的亲人，放弃了全家飞台湾，随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也因此得名“新元”，字“易之”。 家庭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小时候家里藏书很多，四书五经、《朱子家训》之类的古籍，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而藏书中一些历代书法名家的碑帖，则是他初学书法时的教材。 家族里一些世代相袭的传统，也成为看不见的家训。“崇儒尚道，重德保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先贤们的古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默记在心。 父亲虽是武将，但那时黄埔出身的军官大多文武兼修，学养深厚。赵易之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初习二王，后颜柳，再次赵孟?、董其昌。他习字极用功，熟悉他的朋友说那时的他已经开始“日习千字，无一日不临池”。 年龄稍长，他又得王遐举、吴未淳等大家的点拨，书法水平日益精进。在所有入笔的文章中，他最喜欢写的是宋代大文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短短的几百字，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情感，更表现出中国传统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曾有人说他身上传统的士大夫情结太重了。他正色说：“我的这种情结与生俱来，如果离开幼时家庭里的传统滋养，我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天天刻蜡板练出来的底子” 赵易之常说，他有两个家乡，一北一南，一个是北京，一个是绍兴；有两种职业，一文一武，一个是书法家，另一个是军人。他出身旧中国的官宦之家，一降生却是在新中国；他自幼喜欢书法，却又机缘巧合地入了伍、参了军。这些事儿串起来，有些无奈，又有些宿命，颇堪玩味。 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赵易之说他小的时候一直都感觉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全家人整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但幸运的是，每到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提前通知全家人出去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因此，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家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1968年，上级第二次落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问他的父亲有什么要求。父亲说他当了一辈子的兵，没有其他的要求，只想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部队里去。 不久后，19岁的赵易之便如愿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与他同赴部队的还有十几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 在部队，他先是在新兵连里待了几个月，后来又进入连部做了文书，主要负责放电影、办墙报、刻蜡板之类的事情。这样的工作虽然无趣，但他却自得其乐：“办墙报，要看大量的书籍，刻蜡板不但可以练字，还能锻炼心性。” 几年前，他曾耗时数月创作完成了一幅大型书法作品――将著名的佛教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全文5000多字以正楷写在了一米多长的缎面上，见者无不惊叹。他则笑称，这全是当年在部队里当文书时天天刻蜡板练出来的底子。 初到部队那几年，“文革”仍在继续，军营里的生活相对封闭，虽然单调，却也踏实。在这里，没有人计较他的出身，他也不必忍受旁人异样的眼光了。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部队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