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起扬 延河边上走来党委书记.docVIP

赵起扬 延河边上走来党委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笔者作为已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在亲历与感动中遇到过不少的好同志，然而最使我深深怀念的是一位从延河边上走来的，基层文艺单位的优秀党委书记赵起扬。 受命于北京人艺 赵起扬191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18岁的他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赵起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前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 1952年，年仅34岁的赵起扬，肩负着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同志给予的重托，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党委书记兼秘书长。 北京人艺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的话剧专业剧团，并组成了以曹禺为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为副院长，赵起扬担任秘书长兼党委书记的领导班子。北京人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既有功成名就的大艺术家、大教授，又有资历很深的大导演、大演员；既有党领导的“演剧队”骨干，也有国统区的当红剧人；既有从国外回来的明星大腕，又有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面对着这些特殊的艺术人群，作为党委书记该怎么当呢？赵起扬心里没有多大的底。 一天，时任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把他叫到市委办公室，格外地嘱咐说：“你首先要团结好剧院里的党内外专家，特别是曹禺和焦菊隐两位，要尊重、支持和帮助他们。据介绍，焦菊隐不大好合作，你一定要和他好好共事。” 这时，赵起扬深感自己的肩上担子很重，然而，他还是本着一贯就固有的作风，即忠厚正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刚柔相济，昂首挺胸地走马上任了。 在风口浪尖上 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文艺界更是多事之秋。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了一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这次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学术上的争鸣，即可以自由发表各种不同的戏剧观点，以便推动艺术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然而，由于当时已经搞过不少的政治运动，人们意识里开始习惯于此，因而便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把“大辩论”也演变成一个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大的环境背景是――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作品都成为批判的“毒草”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同样很快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上线为人生观、世界观问题，甚至是政治态度问题。在这样一个空气紧张，人人自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赵起扬挺身而出召开紧急党委会，决定对刚刚搞了十天的“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全部停止。而且，他还明确地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搞过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剧院领导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性，被伤害了感情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应当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有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为此，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正式提出：“在我们文艺单位里，好书记还是有的嘛！北京人艺的赵起扬同志就是一个。”刚刚散会，老艺术家金山就匆匆来到赵起扬的面前，深深地鞠上一个躬，表示由衷敬佩之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文革”当中，赵起扬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分子”、“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罪名。 夜宵费的故事 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剧院每天晚上的演出，参加者发放夜宵费两毛钱。当时，有人提出来一个“革命倡议”――在外边巡回演出时，全部取消发放夜宵费。而且，这被说成是演员队全体人员一致的意见，还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该怎么处理呢？ 在党委会上，赵起扬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做法不妥当，它涉及到群众利益必须慎重对待。”演员队支部书记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嘛！”赵起扬一脸严肃地问道：“群众？那还要领导干什么呢！”这样一句话把与会者都给镇住了。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解释说：“在当前大家头脑都有点发热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这种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也可能是出于真心，可大家是不是真心愿意呢？恐怕有人心里并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的罪名。所以，心里不愿意，嘴上还得说拥护。大家出去巡回演出，本来很辛苦，很劳累。晚上演出超过11点钟才发给两毛钱的夜宵费，如果连这点补助也给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