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平面设计现代性认识.doc

近现代中国平面设计现代性认识2012年春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时璇著《视觉·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发展研究》正式上架。这是一本资料丰富、图文并茂的书籍。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中国近现代的平面设计现象，对该时期内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从视觉角度进行了研究。我觉得时璇就“近现代中国平面设计的现代性”这一课题的梳理与写作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中国是古老悠久的书写文明与印刷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较早地掌握了文字记载与图形表现的技术。如果就“平面设计”的基本要素来衡量，中国“平面设计”的历史应该相当的久远，但那必然是“体量”巨大的写作，不是本书所能承载的。现在的命题将其定位在“现代性”的视点上，聚焦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百余年问，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西方平面设计借大工业生产的强势进入，中国传统的印刷、出版、装潢、包装经过一系列变革之后转型为新平面设计形态的历史进程，本书着力于揭示这一过程对中国现代视觉形式建构的重要意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领域设计史研究的不足，其时空间的选择是明智的，视点也是有新意的。 或许再过多少年后，人们再回首这风云跌宕的100年，会觉得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富于“未来”价值的时刻。因为正是这一时段所积聚的各种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甚至规定着其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促成了各种新文化形式的诞生。这是一个经受洗礼的时代，也是万象更新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平面设计进入了中国。 现代平面设计形式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和本土化的发展，具有某种不可多得的历史坐标意义。现代设计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发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体系的推广而向东推进，整个20世纪现代设计在全球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交织着多种矛盾的复杂过程。与一般产品与生产技术系统的跨地复制方式不同，平面设计的在地化发展往往是一种更加彼此交错的矛盾关系的交集。一种新平面设计形式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文化形式的嵌入，必然伴随着传统形式的某种消解，以及对原有文化元素的借鉴与吸收，同时更包含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技术改造与艺术革新。中国有着自己的书写文明、印刷文明与绘画传承，也有着长期活跃在民间的商业推广方式。所有这些元素在经过新的社会需求选择、淘汰与创新之后，很快融入新的平面设计运行系统，广告招贴、包装装潢、书籍装帧、期刊画报、橱窗展示这些新平面设计形式相继诞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水平。尤其在20世纪初的前几十年中，以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为代表的新都市经济为平面设计的活跃提供了重要的舞台。这一过程中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所涌现的生动而多样的平面设计形态，既是社会激变中的民族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厚的传统积淀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下激发的创新活力所致。它毫无疑问地应当是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史，甚至世界现代设计史研究中都应当予以认真关注与研究的宝贵素材。 从这样的视角梳理1840年之后中国平面设计的”创世纪”过程当然是有难度的。与通常美术史研究中的“作品史”、“风格史”或“事件史”的写作方式不同，这样的研究要把关注的视野从一般“可见的”设计材料拓展开，投向更宽阔一点的设计技术、材料工艺、生活方式，直至文化影响的范畴，同时还需要对这个历史过程的“主体性”与“现代性”正确把握，我以为这是剖析和解读近现代中国平面设计史的两个关键。 不言而喻，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性的设计格局调整和文化再定义的过程。事实上，只要这种历史一展开，整个现代设计便无可改变地进入一种意义的重构，因为在这种过程中，远比现代设计发端之初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内容、文化关系会如潮水般涌进现代设计的形式外壳，从而改变它的形态及意义构成。中国社会对于这种“平面设计”的需要不同，对于视觉信息传达的感受及理解的方式也有很多历史延续的特点。于是反映在平面设计形式及内容中的诉求也会发生或明显或微妙的变化。正如西方的“月份牌”到了上海就变成东方的“美人画”那样，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所据以活动的领域及承载的内涵产生了许多不同于西方设计史的特点，意象审美、文字传统、象征图形、历史关怀……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元素都会成为影响现代视觉形式建构的契机或路径。其中—个更为基本的要素是，对很多本土设计师而言，外来文化接受的被动心理始终纠结于在地化的设计再造之中，同时这种被动的心态又激起更多的对文化主体性的敏感与反思。因此，即使是一个学习西方样式的过程，文化身份的意识仍然会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对峙力量，最终在总体上影响着平面设计的面貌与气质。对中国而言，这种区别真实地体现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场合，以及阶级诉求的平面设计表现之中。从较为早期的洋务运动、新文化启蒙、提倡国货，到后来的全民守土、收复失地、土地还家等，所有这些关系到民族命运、文化生存、经济自强、民生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