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doc

金灿荣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2011年伊始，金灿荣的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的。 授课、处理校内行政事务、参与外交决策讨论、出国进行学术讨论、接受媒体采访……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还兼任着诸多职务――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协会理事等。“青年英才、年轻有为、魅力学者”，这些都是外界赋予他的耀眼光环。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金灿荣收获着愈来愈高的声望。他将自己的知名度归于社会上的国际关系研究热潮。“作为一名学者，社会有需求，我们就有义务为大家解释当前世界上发生的相关事件，阐明真相，使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向。” 结缘“美国研究”之路 1984年，正逢金灿荣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之时。那个年代，学生毕业后还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班里的同学对未来有着不同的规划：出国、进机关、去公司。面临着种种选择，金灿荣坚持自己的想法。他隐约意识到将来的中国会需要很多高层次的研究人才，所以希望自己应该趁着年轻继续深造，成为一个做学问的人。 “那时候，各个部委的研究室还没有今天那么强，国务院发展中心还没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大智囊，在政治决策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学术地位也很高，所以我决定报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成功踏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大门后，金灿荣欣喜地发现在那里可以接触到当时各个领域的学术泰斗，如钱钟书、费孝通、雷洁琼等。除此之外，那里的学术氛围很好，还汇集了各个学界的一流学刊。他认为，中国社科院是世界上难得的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安静、时间充裕、自由度大。于是，硕士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美国研究》杂志的责任编辑。 当时，《美国研究》的主编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作为这本杂志的唯一的责任编辑，金灿荣常常能够得到李慎之的指点。《美国研究》15多万字一期，编辑、约稿、印刷业务大部分工作都要金灿荣一个人来完成。虽然辛苦，但是金灿荣都把这些当成一次历练。为了保证杂志的质量，李慎之还设立了“四个执行编委制”。每一期杂志都会有一位执行编委，有董乐山、施咸荣、严四光，陈宝生轮流担任。与这些德高望重的学术界翘楚进行交流，金灿荣受益匪浅。“从1987年到1992年，近5年的编辑工作使我对美国学界的研究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对我的业务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992年，金灿荣迎来了他事业上的新起点。在做满5年的编辑工作之后，他被调到了美国政治研究室。同年，他第一次出访美国，对美国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美国官方组织的这种短期访美活动，展现给人们的都是美国辉煌的一面，对于第一次到美国的人来说，很容易受到“文化冲击”(culturalshock)。而金灿荣从1980年就开始关注美国，所以并没有感到太大的震惊，他认为美国就应该如此，只是不断地印证自己原来的一些判断。 在美国辉煌经济的背后，金灿荣感到，所谓南橘北枳，美国的这种“好”并不一定可以复制和效仿为中国所用。“而且，我是个特别恋家的人，在那一个月我看望了一些同学，他们虽然衣食无忧，但缺乏归属感和成就感，生活在边缘地带，于是，我坚定了自己在国内发展的信念。” 1993年，金灿荣作为福特基金访问学者第二次赴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访问学习。彼时的他主要研究美国的联邦制度，特别是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次访美，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学术状况以及美国社会。 回国后，金灿荣撰写了第一篇有影响力的专业文章――《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与政局演变》，发表于1995年《美国研究》第一期。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当时比较突出的矛盾不是阶级性的也不是种族性的，而是政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差异组合在一起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可以解释美国当时的政局演变。这篇文章很有创新性，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获得了1999年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第一届青年优秀论文奖。同年，他还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政治发展》。从那以后，他开始研究美国总统大选和美国国内政治，并在研究中陆续引入文化的视角。 1995年，《世界知识》的主编姚东桥邀请金灿荣在《世界知识》中开一个专栏，名为《美国专线》，后来改为《小金专栏》，主要评论时事和介绍基本的国际知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讨论国际问题的个人专栏。 之后，金灿荣多次出访美国。他发现美国学术界极重视学位，于是，1996年，他毅然去了北京大学就读国际关系学院的在职博士。读博期间，金灿荣与中国社科院的几位青年学者于1999年共同创办了北京太平洋战略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民间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他参与举办了各类学术活动，包括组办会议和写内部报告，还负责主编了《应对危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