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详解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及繁荣轨迹.doc

陈建功详解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及繁荣轨迹1966年，他成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一手拿钻一手拿笔，在小煤矿一干就是10个年头。 1977年，中国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当中流传开来，他在母亲“伟大的叨唠”中拿出了自己保存多年的课本，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坚持准备，终于如愿走进北大校园。 1982年，他开始了专业创作，并以《丹凤眼》一炮打响，为文坛瞩目。 1995年，他步入了中国文学殿堂的领导机构，最终成为一大要员。 ………… 所有的这些“他”，重叠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陈建功。 陈建功的头上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这个“主官”之外，还曾经或继续顶着名目繁多的各种兼职，这其中，有3个职务在作家眼里最为重要：创作研究部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因为，他的这3个曾经或继续的兼职都与创作和作品有关，他也因之对此有了一定“权威”的发言权。 从红色经典、新时期文学到文学的多元共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和《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小说一经面世就不胫而走，曾深深地影响了亿万读者，成为带有特定时代印记的“史诗”。陈建功分析说：“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我国文学的成绩是显著的，刚刚步入新时代的作家们怀抱着拥抱新生活的激情，写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当然，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新中国的17年，也是起起伏伏的17年，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改变了许多作家的政治命运，挫伤过一批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作品中也一度出现过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但总的说，这17年成果不小，挫折很大，几乎没有作品不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 正如陈建功所言，开国之后17年的作品如果按作品反映生活的历史进程排列，几乎可以组成一部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编年史。他们所张扬的炽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所塑造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所描绘的革命和建设画卷，动人心魄，当然和沉浸在革命热潮中的老百姓一拍即合。今天，这些作品被人们称之为“红色经典”，是毫不足怪的。 在陈建功的文学视野里，新时期的文学概念是由新时期的历史概念派生的。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春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迎来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而文学的繁荣，就是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文学，又成为了思想解放的先锋。”陈建功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民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一度达到150万份，“那还是因为纸张紧张，控制了印数”。陈建功本人也在这文学的春天里长出了新绿。他的创作渐渐引起文学界的关注，甚至还有作品引起了文坛震动。 陈建功认为，关于文学和政治、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每一位作家当然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文学不应从属于政治，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学不应只强调社会功能，但文学不可能没有社会功能；文学不能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但文学不应回避时代的责任。最具生机和活力的文学主潮，必然是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改善世道人心，推动时代前进的文学。“这就是那个时代文学掀起热潮的内在动力!”陈建功说。 思想解放运动打通了长期淤塞的思路，开阔了作家的眼界，活跃了文学界的思路，当然文学又在不断的矫枉过正中反省、前进。陈建功说，1978年至1981年，中国文学界的关键词是“伤痕”与“反思”――“文学开始一般停留在社会层面上，作家更多的关注社会的问题、时代的变迁。随后，有人提出文学不应仅仅停留于此，要更多地深入人们的心灵，关注人的本身、人的心灵世界、人对美的呼唤等等。”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在对人的探索和艺术的探索方面有了更多的突破。《红高粱》《无主题变奏》《你到底要什么》《山上的小屋》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仍然有鲜明的社会性，但它们在创作个性、情感深度以及艺术创新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自觉。”陈建功接连搬出一部部打有时代经典印记的作品点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更加缤纷、复杂。大众文学与高雅文学分野愈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各领风骚。电视剧《渴望》热播，应该是大众文学蹿红的开始，一些作家开始组建小说工厂，三五个人搭伙，用一个香艳的笔名，成为创作组合。”陈建功说，大众文学在审美上比较照顾读者既定的欣赏习惯，在观念上比较尊重中国传统理念。这样的作品能够满足普通读者审美的需要，满足传承民族美好品质的需要，也为满足群众的文化利益作了贡献。 其实，陈建功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以小说、散文、影视剧本创作见长，并以《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找乐》《放生》《前科》等小说享誉文坛。他描写生活以北京为多，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文风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