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寿 用羽毛球报效祖国.doc

陈福寿 用羽毛球报效祖国陈福寿曾是印尼羽毛球国家队队员,上世纪50年代,他和王文教等印尼华侨伴随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回到祖国。他们这些本来准备回国求学建设祖国的青年,通过白色羽毛球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 1954年,印尼华侨陈福寿和王文教、黄世明、施宁安一同回到祖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羽毛球“海归”。 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水平之低,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半个多世纪的征程,陈福寿先做运动员,再当教练员,历任福建女队教练、国家女子羽毛球队主教练、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作为一名印尼归侨,他把自己的事业与生命同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崛起紧紧相连,而他们的拼搏也换来了中国羽毛球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巅峰状态。 与其代表印尼,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羽毛球在印尼堪称国球,球馆林立,民间的高手众多。其中包括很多生长在印尼的华侨青年。陈福寿就是其中之一。 陈福寿祖籍福建同安,1932年出生在印尼。当时印尼还是荷兰的殖民地,不过因为父母经商,家境还算可以。到陈福寿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华裔了,但从他很小的时候,父辈就将“祖国是中国”的概念根植在他心中。 陈福寿的父亲很喜欢打羽毛球,在当地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在父亲的熏陶下,陈福寿从小就对羽毛球着了迷。上小学后,他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支羽毛球拍,中学时,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球手,他和同学王文教,鲜有对手。 在印尼,陈福寿曾获得印尼梭罗市的冠军,入选印尼国家羽毛球队,并代表印尼多次参加国际羽毛球比赛。1954年,印尼华侨组建了一支包括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排球在内的球队回国,参加在天津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作为印尼羽毛球界名人,陈福寿也在其中。但是由于等到印尼华侨运动队抵达天津时,全运会早已结束,他们就和各个项目的前几名打了几场友谊赛。结果让陈福寿很吃惊,他发现中国的队员们简直没法跟他们交手,几乎没有一局能得到5分,而这几名队员已经是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羽毛球运动员了。虽然当时每场比赛都大比分取得了胜利,但是陈福寿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 “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我自己就是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回到祖国的念头一旦浮现,就再也无法按捺下去。陈福寿决定回国。王文教和黄世明、施宁安也决定一起回来。 回来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听说陈福寿要回国,母亲首先反对。1951年陈福寿的父亲即已去世,年迈的母亲舍不得儿子离开,她担心儿子独自回国后遇到困难时孤立无助。但陈福寿决心已定,母亲和大姐终于被他说服,回国计划得到了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印尼政府也设置障碍阻止他们回归中国。为避免引起注意,陈福寿在护照中没有使用他在印尼的姓名,还同当地华文报纸负责人商议,在他与王文教、黄世明乘坐的轮船离开雅加达以后,才可以公布他们回国的消息。 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立志发展祖国羽毛球运动的三位名将,在1954年6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们回来的时候连汉语也不太会说”,陈福寿记得,当年训练的间歇,还要骑自行车到阜成门附近学习汉语,“那时我们一周训练6天,到了周日,我常到一所专门教归侨汉语的补习学校找朋友聊天。那个学校在阜成门,挺远的。” 就这样,他们仅有的几名羽毛球运动员――陈福寿、王文教、黄世明、施宁安――组成了中国羽毛球国家队,成为中国羽毛球队开拓者。后来,黄世明、施宁安等人去了香港,陈福寿和王文教则一直坚持没有走。 我们回来主要是为了祖国 回到祖国的怀抱,心情是激动的,但实际面临的困难还是有。“那个时候中国羽毛球运动几乎没有什么基础,运动员技战术水平也很低。”与整体水平低相对应的,是当时训练条件的落后。 因为要组建国家队,陈福寿和几个运动员直接到了北京。但北京没有羽毛球馆,只好安排他们住在天津,在当地一个基督教青年会训练。一年后建成了北京体育馆,陈福寿他们才又回来。当时的北京体育馆,就建在现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位置,现在已经年逾古稀的陈福寿,每天吃完饭最喜欢的事就是站在窗前,凝神看一会儿体育总局灰色的训练场和大楼。除了到福建省队任教练的几年时间,陈福寿一直没离开这个地方。 刚到北京时,条件很艰苦,陈福寿他们被安排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烧煤球炉子取暖,这对在赤道地区生活惯了的印尼归侨们来说,的确难以适应。但他们一心想要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并不觉得十分难耐。 陈福寿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自己一个月工资有二三十元人民币,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涨到36元,“最后是45元,我记得。”在他看来,45元已经很高了! 就生活来说,那个时候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比印尼要艰苦得多,不过陈福寿说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如果只想着生活安逸,我们就不会回来了。毕竟我在印尼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