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设计中建构性探析.doc

风景园林设计中建构性探析摘要：指出了风景园林设计的图像性被滥用将导致设计成为“布景术”,应强调风景园林的建构品质。通过建造、结构、构造节点细部的艺术化处理分析了人文意义,提出了风景园林的文化内涵不应通过可复制的符号和图像传达,而应产生于现场体验的知觉感受中。 关键词：风景园林;建构;地形设计 收稿日期：20111103 作者简介：陈军伟（1985—），男，河南太康人,天津城市建设学院规划与建筑系硕士研究生。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5008604 1引言 在符号、图像、观念的组合与物理实体的建造之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前者仅仅是人类心智与想象力的运用;后者却在其本质上关联于人类的物质性身体与知觉。在哲学史上,笛卡尔式的身-心区分为前者作为高级文化的自我认同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后者的独立性质,在20世纪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对人作为“身心统一体”和“个体化的身体性存在”的思索中,才被提供了鲜明的理论基础［1］。 然而,符号、图像、观念的构成与物理实体的建造之间的区分并不易分辨。在信息化和充斥图像媒体的环境中甚至有更加模糊的趋势。这种混淆,在现代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的理论中造成了麻烦［2］。 舞台布景的画面也能提供几近真实的知觉体验。然而,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为人类提供的独有的环境体验,却是让人从现场感受到其建成环境的意义。建造产生出环境的艺术品质,这是它们最终区别于布景术和其它一切图像艺术的关键。 空间、体量、色彩、质感，以及材料、结构、构造、建造——无论建筑还是风景园林设计产品都涉及这些因素的选择、布置和操作,产品的美学品质从中产生。与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一样,早期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师为先锋派美学的空间效果激动不已［4］;也曾深受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手法、地域主义的拼贴手法等“潮流”的影响。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早已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抛弃,然而它在现代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中仍然大量存在。如今,建筑学理论已回过头来梳理现代建筑运动,其结果是建筑史的重新书写。“建筑是具有物性的物体,而不是符号［3］。”这种观念反对将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产品符号化、图像化、观念化,由此产生对后现代主义的拒斥。 但在中国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将“景观”视为纯粹图像和“意向”,而将其与材料、构造和建造过程割裂,将后者单纯作为手段的思维习惯仍然普遍存在——其后果,就是使大量风景园林设计产品看似一种“布景技巧”的产物。混凝土造型和石材贴面等装饰性构造被滥用［4］、众所周知的“意向图”的流行以及效果图公司令人惊异的兴旺繁盛都只是表面的现象。 本文是一个引论性质的考察,意图对风景园林设计中图像性(广义的图像性)和建构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为考察当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困境与成就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新的理论视角。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在批判和理论梳理,而将详尽的实例分析和理论建设留待独立成篇。 2风景园林中的建筑分析 2.1建筑学的启示 在中国建筑学领域内,美国学者弗兰肯普顿对现代建筑历史中“建构文化”(Tectonic Culture)的研究是近几年最为人关注的理论话题之一。2002年《时代建筑》等平面媒体的热播、南京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网上一些学者对中国所谓先锋建筑师的批判和辩论［5］,曾一度引起了对这一话题的热情。当然,一个理论方向的价值并不在于其一时流行的程度,而在于其与学科本体的紧密联系或应对现实问题的持久启示意义。建构虽然渐渐被认为是“建筑学的基础之一”(与空间属同等层级)而并非革命性的先锋主义,但其影响并未消退。建构议题被认为可对中国当代“充斥消费文化”、过于功利化的建筑行业发挥持续的平衡作用;对建筑中结构和构造思维的训练逐渐渗透到中国许多知名院校的建筑系教学中［6］,补充了传统单一强调空间想象力的“空间构成”训练的不足;而《当代建筑构造的建构解析》(2005.11)、《材料呈现》(2008.3)等“建构”议题著作接连出版,特别是弗兰肯普顿的代表作之一——由同济大学王俊阳教授翻译的《建构文化研究》中译本在2007年问世和受到的广泛好评,使“建构”成为了建筑学“自主性”讨论中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这些都表现出该议题在中国仍然显著的生命力。 风景园林的现代主义滞后于建筑现代主义运动并受其影响:这里仅需指出两个例子:一是欧洲20世纪早期的风景园林现代主义潮流由建筑师设计的展览花园引起;二是美国“哈佛革命”中格罗皮乌斯教学思想的影响。 众多案例显示出风景园林设计与建筑设计的竞争和互渗关系:一些建筑作品以其高度精美的室外空间塑造“侵入”风景园林的领域,其影响甚至被写入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历史。例如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和卡洛·斯卡帕［7］。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