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个政建设试验为基本分析样本-南开大学.DOC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王先明 李伟中 提 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因而，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县政建设运动 乡村社会 现代化 作 者：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 李伟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0级博士生 邮 编：300071）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均以郡县治天下，县就成为了正式行政体制中的最基层单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现代化的启动，县的基本地位虽无变化，其职能却日益分化和细化，由以受理讼事和征收赋税为主的传统职能扩展为包括民政、财政、地政、警政、文教卫生等诸多事端的现代职能。本文所谓的县政建设，即指在现代化进程中职能日益复杂化的一种县政改革运动。从193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全国有11省积极响应，共有20个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经过四年的实验，以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省邹平县与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的实验各具有特点，成就较为突出。迄今为止，史学界对于这场运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就以上述五个实验县为样本，试图从运动的背景、缘起、概况和它对乡村现代化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常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四面楚歌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发动县政建设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天灾人祸不断，农村经济濒临崩溃。进入近代以来，由于文化和社会权威阶层流向城镇，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文化荒漠化和政权痞化的现象，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落伍，缺乏现代化的动力；加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连年的军阀混战和不断的水旱灾害，乡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情况更加糟糕。首先是受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影响，衰落的乡村经济雪上加霜。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不久，西方就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设置了贸易壁垒，同时利用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如美国的“白银政策”等；各国的商品倾销更造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受阻，价格猛跌。以米的输入为例，据海关统计，1931年输入12,820,801担，1932年为26,841,203担，1933年为25,912,944担。在价格上，1931年，洋米平均每担比国米低0.22元，1932年低0.84元，1933年底0.26元。由于洋米比国米便宜，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引起来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据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报告计算，上海各种粮食1933年11月和1932年11月的价格比1931年同期平均下降26％。这三年来棉花的收获量虽逐年上升，比1931年分别增加了8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其价格却分别下降了1％和19％。在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面前，中国农产品的输出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1931年中国农产品为4亿2千1百万元，1932年比上年减少了1亿6千8百万元，1933年又比1932年减少了1千2百万元。其次是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战争的频度更高，规模更大，在1927年－1930年的3年间，动员10万人以上的内战多达30次。到了1930年春，更是酿成了有百万军队参加、战线绵延数千里、持续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严重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随着混战而来的苛捐杂税和兵匪横行，使农村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爆发的自然灾害影响范围更广，损失也更惨重。据文献记载，1928－1929年，冀、豫、陕、鲁、甘、热等省大旱，灾民达5千余万；1931年夏秋之际，华中、华东16省江河泛滥，仅皖、鄂、湘、苏、浙、赣、豫、鲁等八省386县的水患重灾区经济损失就达22.8亿多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关、盐两税收入的5倍；在空前的天灾人祸打击下，中国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工商业，使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蒋介石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如何应对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以增加对乡村资源的占有，是国民党政权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动因。 其二，内忧外患不断，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外患方面，近现代以来，日本始终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东北易帜以后，日本并不甘心它对东北控制的丧失；尤其是二十年代末世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