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自强运动领袖奕欣被免去议政王之职.doc

1865年自强运动领袖奕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1865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月1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宦者趋恭王出。（《同治实录·卷132》） 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 但历史的真相则是：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满洲本位标志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十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