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繁荣：我的和我所认同的经济学观点-第1.doc

　　走向繁荣：我的和我所认同的经济学观点|第1 ... ... 　 走出这种既需要外资来实现经济繁荣又担心国有经济力量被摧垮的两难困境的唯一路径就是打破清末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巩固现行经济体制的“变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通过强调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来回避制度变革的意义，实际上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制度的竞争，是一个各种制度优胜劣汰的选优过程，是一个“达尔文式”的制度进化过程，制度环境不发生变革，即使再符合国情也难以真正溶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更不用说在其中的竞争中取胜了，况且，我们许多所谓的国情正是我们改革的对像，而不是需要我们坚持的东西，过分的迁就，患得患失，只能延误改革的良机，加大改革的总成本。三 思考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繁荣，仅考察外资的引入解释力是有限的，政府出于对政治、社会稳定的追求而对大中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保护也必须纳入视野之中，与其它转型国家相比，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没有陷入灾难性的衰退之中，并非由于其技术、管理、产品、企业制度上的优势，而在于政府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股票市场，至目前（2001年）融资一万亿元人民币，80%进了国有经济部门，我国银行体系城乡居民储蓄八万多亿元，70%进了国有经济部门，从1998年起每年发行建设国债大约1500亿元人民币，都转化为新增国企和国家建设项目，据研究，国企平均获得的补贴要比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负担高50%（杨启先，1999）。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城市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农民在数量上虽占绝对优势，但组织程度和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和经济活动比较分散，不易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目前大多数的城市就业人口仍需直接或间接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程晓农，2000），国有单位的职工占我国城镇在岗职工人数的70%（高书生，2001），他们的生活方式远未市场化，城市的消费仍主要直接或间接由公有部门支撑。虽然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在争夺市场上节节失利，但在争夺金融资源上却占尽优势，其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速度要大大低于市场份额的转移速度，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低效率者手中，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这样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肯定是下降了。由于城市购买力主要依靠国有部门支撑，为了扶持城市消费需求和稳定城市社会，通过政府操纵的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而国有部门将得到的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职工福利，结果企业资产并未增加多少，导致了净资产率急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反而分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益问题从1956年实现国有化以来就出现了，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从1957年底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94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已达到80%，1995年国家对全国32.2万家国有企业搞了一次清产核资，结果扣除土地价值，他们实际拥有的资产总量与负债额基本相等（杨启先，1999），国家实际上已无资产可言了，何况绝大部分资产都是实物，其市场价值大大低于帐面价值。 国有部门通过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所获得的金融资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村居民，中国经济的繁荣往往仅意味着城市的繁荣，繁华的都市和萧条、贫弱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村改革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9年的2210元，主要有三个增收渠道，一是农产品价格放开并大幅度提高，发展商品性农业，商品性农产品大大增加，二是兴办乡镇企业，农民从非农产业中获得了大量收入，三是进城务工，在农村以外获得了大量收入。但近年来，农民增收的幅度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纯收入绝对减少的现象，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基本原因就在于上述三条农民增收渠道中的供求关系，都在发生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农产品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低迷，乡镇企业已失去昔日的体制、成本优势，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趋于饱和（许祥临，2001）。从加速城市化进程角度看，由于乡镇企业是加速农村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因此，从中短期看，农村城市化对于农民增加收入的效果不能估计过高，二者之间虽然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就目前而言，农村城市化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民增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上述几个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都与资源分配上农村受到的种种不利待遇有关，我们发现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地区就成为资金的净流出区域，从1985年到1994年就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仅1994年就净流走1340亿元资金（中国社科院农发所，1996）。乡村地区在资源分配上受到了种种“特殊”待遇，如政府有能力